8．癖好（第6/7頁）

瞿秋白多才多藝，愛好甚廣，篆刻即其中之一。茅盾曾憶及一件趣事：“當鄭振鐸和高君箴結婚儀式之前一日，鄭振鐸這才發現他的母親沒有現成的圖章（照當時文明結婚的儀式，結婚證書上必須蓋有主婚人，即雙方家長，介紹人及新郎新娘的圖章），他就寫信請瞿秋白代刻一個。不料秋白的回信卻是一張臨時寫起來的‘秋白篆刻潤格’，內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需，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牙章、品章、銅章、銀章另議。鄭振鐸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圖章，就轉求於我。此時已為舉行結婚儀式之前夕，我便連夜刻了起來。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圖章送到鄭振鐸那裏，忽然瞿秋白差人送來一封紅紙包，大書‘賀儀五十元’。鄭振鐸正在說：‘何必送這樣重的禮！’我把那紙包打開一看，卻是三個圖章，一個是鄭母的，另兩個是鄭振鐸和高君箴的，鄭、高兩章合為一對，刻邊款‘長樂’二字（因為鄭、高二人都是福建長樂縣人），每章各占一字，這是用意雙關的。我一算：潤格加倍，邊款兩元，恰好是五十元。這個玩笑，出人意料，鄭振鐸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個圖章，就收起來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

上世紀20年代，商務印書館編輯傅東華每年要犯一兩次“輪盤賭”的癮。屆時他先是把家裏的現金輸幹凈，再把妻子的首飾、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當鋪，最後是以種種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認識的人借錢，從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輸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開口了，他在家睡上一兩天，這賭癮就算過去了。於是他開始發憤翻譯書掙錢，得了錢先還債，再去當鋪贖回首飾、衣物等。漸漸等到手頭有點積蓄，就又到了犯賭癮的時候。

學者羅爾綱隨胡適到北平後，養成訪書的愛好，自認為這“成為一個最感興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時，月薪僅60元，不得不寫稿掙外快貼補家用。後工資漲至130元，他仍過著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余錢，便去琉璃廠、隆福寺、頭發胡同、東安市場等處逛書攤。

抗戰前，胡適住北平米糧庫時，每晚6點下班，11點回家。這段時間是他一天最快樂的時光。羅爾綱說：“他不打麻將不跳舞，不看電影，不聽京戲，他做什麽娛樂呢？他喜歡傾談，那他的娛樂就是傾談吧。”

魯迅每天抽兩三盒煙。1925年的一次病後，醫生給了魯迅若幹警告，魯迅在寫給友人許欽文的信中說：“醫生禁喝酒，那倒沒有什麽；禁勞作，但還只得做一點；禁吸煙，則苦極矣，我覺得如此，倒還不如生病。”11年後，魯迅因肺病去世。

錢穆說：“余好吹簫，遇孤寂，輒以簫自遣，其聲烏烏然，如別有一境，離軀殼遊霄壤間。”

當年程小青和周瘦鵑相約戒煙。犯煙癮時就用陳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煙。忽一日包天笑從香港給兩人各寄來兩罐三五牌香煙。兩人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後，終於沒抵住誘惑，破戒復吸。有人事後評說：“引人入勝，是卷煙本色，包公可謂替物行道者焉。”

學者潘光旦說：“除了收藏書籍，我就只愛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會約我到各地去講演的。在雲南我每一次暑假總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愛書，1926年，他從美國留學回來，在上海下船的時候，兜裏只剩一塊錢，還不夠付回家的交通費，因為回國前，他把所有的錢都花在買書上了。

楊杏佛喜歡騎馬，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時，他在上海大西路養了兩匹馬。逢星期天，他都會駕車出遊，然後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帶騎馬一兩小時。

“五四”時期，唐山煤廠的工人在八九千上下，他們的日工資為2角，月薪6元。他們往往拼命幹活，把兩星期的工趕在一個星期做完，余下的一周便出去吃喝嫖賭。李大釗分析說：“因為他們太無知識，所以他們除嫖賭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較的稍為高尚的娛樂方法，可以安慰他們的勞苦。”

顧頡剛在北大讀書時，愛逛戲園子，有錢就去廣和園、中和園、天樂園、廣德樓等地聽戲。他曾休學半年，其間幾乎天天泡在戲園子裏。

梁實秋說：“麻將一道要推太太小姐們最為擅長。”他曾聽說某太太有接連三天三夜不離開牌桌的紀錄，後來身心近於崩潰，吃什麽吐什麽。他還認識一個太太，每天午後二時一切準備就緒，然後呼朋引類，一直打到深夜。梁實秋的朋友盧冀野和她多次交手，曾說：“國民政府於各部會之外應再添設一個‘俱樂部’，其中設麻將司，司長一職非這位太太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