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濟棠：嶺南撐起一片天（第4/5頁）

舉兵之初，陳濟棠下令布置幾處神壇，規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壇前一排長桌，焚香燃燭，桌上放著許多裝了半杯雞血的小酒杯，神壇左側是象征蔣介石的一個草人。參加盟誓的官兵須在晚間趕到神壇前，侍衛先將每人用黑紗布遮住雙眼，引至神壇前，行三鞠躬禮，然後揭開紗布。監誓員給每人發一張印好的誓詞，各人在紙上簽名後，由監誓員帶頭宣讀誓詞，然後各飲雞血酒，依次走到神壇前，拿起木劍向“草人”連劈三劍，表示反蔣決心。宣誓者離開前還要高呼“擁護陳總司令”等口號。

部隊行將北上，陳濟棠讓翁半玄蔔了一卦，卦中有“機不可失”四字，陳濟棠信心大增，舉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舉兵不久，陳濟棠耗費巨資、苦心經營的空軍大隊40架飛機在蔣介石的收買下一起飛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這時陳濟棠又命翁半玄再蔔一卦，卦中還是“機不可失”，原來卦中的“機”字，不是時機成熟的“機”，而是飛機的“機”。不久後，陳濟棠倚之為心腹股肱的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經蔣介石收買，第一個通電擁蔣。師長李漢魂、鄧龍光、繆培南、張達等有的通電辭職，有的不辭而別。蔣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個半月時間就平息了“兩廣事變”，陳濟棠就此下野。

香港脫險

1936年7月，反蔣失敗後的陳濟棠從廣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歐洲考察了一年。回國後，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等職。

被蔣介石踢出國民黨實力圈的陳濟棠，已成為一個政治玩物或擺設。但是，在蔣氏圈內已無所作為的陳濟棠，在全國抗戰的新形勢下，他不為敵方的利祿所動，堅持抗日立場，表現出難能可貴的民族氣節。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的時候，陳濟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腎病復發，向國民政府請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對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衛從重慶逃至越南後，香港很快就盛傳所謂陳濟棠的“主張”與汪精衛相同的種種謠言。

為此，路透社記者采訪陳濟棠說：“本社得到消息，汪（精衛）與陳將軍均主張與日媾和。如果僅汪一人主張，影響不大，倘將軍亦主和，則情勢當不同矣，究竟將軍之主張為何？請有以見告。”

陳濟棠聽罷愕然，答稱：“余素主張抗日，君等如非健忘，當可復案。今日人招招進攻，豈有主和之理？”並告知這位記者，“明日余當至余所創辦之德明中學發表演說，闡明主張徹底抗日立場。”

雖然陳濟棠的抗日態度表述得十分清楚，並且果真到德明中學發表抗日演說。但是在此演說之後，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依然數次造訪陳濟棠，希望陳濟棠和她一同站在對日媾和的陣線上。只因陳濟棠知其來意非善，把陳璧君屢屢拒於門外。

1941年7月19日，陳濟棠又接到有關莫秀英病重的香港來電，為此，他再度請假從重慶到港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軍侵占了香港。這時，香港再次盛傳有關陳濟棠“變節”的謠言，有的說陳濟棠已經在廣州發表對日媾和演講，甚至有言陳濟棠已經投奔南京汪偽政權。

當時的南京汪偽政府在香港淪陷後，又派遣陳璧君、褚民誼、林柏生、陳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龍地區“撫慰”滯留在那裏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和已被日軍扣押的重慶要員。陳濟棠也被汪偽政府列為能夠“匯合”於日汪“和平運動”的“軍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單中。

陳濟棠也說：“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於敵人勢力範圍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機四伏，隨時有被捕之虞。”

很快，陳濟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來告：“汪已派偽廣東民政廳長某（在香港）到處尋訪，謂汪渴欲公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這一消息，使陳濟棠決心逃出香港，奔赴國民政府統治區。

由於陳濟棠“深知如在港為日軍所獲，必將被迫與汪偽政權合流，而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電請蔣介石並獲允準派遣飛機前來九龍，接他全家回重慶。不料所派飛機在粵北南雄失事，且九龍的啟德機場也為日軍侵占，使“乘機赴渝之舉，乃告絕望”。

12月18日，日軍由九龍往港島渡海，戰火延及港島的銅鑼灣，陳濟棠判斷“香港決難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說：“日寇欲得子以為傀儡者必甚於他人，子晚節將何以自全？”勸他迅速化裝逃難。

病妻之囑，使陳濟棠在感激之余，堅定了出逃的決心，隨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親信江茂森。

經與朋友沈以甘、鄧瑞人等相商，決定由鄧瑞人所屬鹽業公司職員林紹榮負責帶領陳濟棠出逃。19日化裝下山時，陳濟棠對子女說：“有人問我行蹤，可言我於12日（即日軍占領啟德機場的前一天）乘飛機到重慶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