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濟棠：嶺南撐起一片天（第2/5頁）

不過輿論並沒有放過他們，不斷有反對意見和嘲諷，有一報紙說：真正的艷裝妖婦，是坐在小汽車裏的，她旁邊是貴人，還有衛士，那又從何勸諭、誰去制止呢？

取締“奇裝異服”運動虎頭蛇尾，笑話不斷。到1936年7月，陳濟棠反蔣失敗，被迫下野，這場鬧劇終於結束。

驅逐胡適

1935年元旦，胡適乘船南下，接受香港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這是胡適接受的第一個名譽博士頭銜，其意義在於其影響從學院延及社會之事實，得到了追加的象征性認可。以後，胡適按預定計劃遊歷了粵、桂兩地。適之博士遊目遊心之余，一逮到機會就要“賣膏藥”，這是他“歷史癖”、“考據癖”之外的第三種癖好，即“演說癖”。

為鞏固自己的統治，陳濟棠在廣東大力推行尊孔讀經。他在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尊孔的議案：孔子為百世之師，關嶽為忠義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義率民者，宜禮關嶽。提議恢復祭拜孔子、關帝和嶽武穆王的祀典，並且由廣東省的民政廳和教育廳會同訂立祭儀細目，呈準實行。陳濟棠還在中小學推行讀經教育。他指示廣東省教育廳頒布《廣東省中小學經訓實施辦法》，要求全省小學一年級起要粗明經義，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讀完《四書》，高中以上讀《五經》，而讀《孝經》則從小學至高中一以貫之。凡已采用《國文》課本的學校，一律加插“活頁文選”的古文，作為補充教材。他親編《新公民課本》，課本的第一課赫然印著“陳總司令愛我，我愛陳總司令”12個大字。

陳濟棠宣稱“我粵以孝治天下”，還組織成立提倡傳統道德、闡揚國學精華的“明德社”，由其兄陳維周和社會黨黨魁張君勱、張東蓀主持，邀請謝幼偉、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擔任導師，申明要重建“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編寫歷代賢臣、名宦行狀的《官人模範錄》，在政府官員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終日惕厲，不忘官箴；又開辦學海書院，完全照搬當年張之洞辦學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禮制、道德經、孔子、孟子、宋明理學、曾國藩文集為課程。

因了這種種強硬的舉措，1935年的廣州城裏到處彌漫著尊孔復古的氣息。這一切，都讓胡適這位一直高舉民主科學旗幟的新文化運動領袖深為憂慮。他決心要把一劑“新膏藥”送給陳濟棠這位頭腦發熱的舊軍閥。

一到廣州，胡適就感覺到在廣州“賣膏藥”不是那麽容易的。

本來，胡適在廣州的活動早已安排好，除了原定在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各演講兩次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中山大學鄒魯校長早已發出布告，停課兩天，讓學生聽胡適的演講。青年會頭天下午開始賣聽講券，一個下午就賣出了2000多張。

1月9日早晨，胡適踏上廣州碼頭。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吳康、教授朱謙之，地方法院院長陳達材等老朋友和一些聞訊而來的記者前往迎接。正在寒暄之時，一位老朋友托人送來一封信，要胡適立即拆看，上面寫道：兄此次來粵，諸須謹慎。

胡適在新亞酒店住下後，翻了翻廣州報紙，才知道8日下午西南政務會議開會，聲討他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說公然反對廣東讀經政策的“罪行”。這時候，吳康也派人送了一信來，信上說：適晤鄒海濱（鄒魯）先生雲，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

可是，胡適不願意就這樣離開。恰好陳達材先生問他要不要看看廣州當局，他表示：“林雲陔主席是舊交，我應該去看看他。”於是，陳達材陪同他去省政府拜會了當時的省政府主席林雲陔。林雲陔見面後向胡適大談廣東省政府的三年建設計劃，又問胡適要不要見陳總司令。胡適說：“很好！”陳達材去打電話，一會兒回來說，陳司令本來今早要給出發剿匪的軍隊做訓話，為了與胡適談話特意推遲出發。

胡適與陳達材進了在省政府隔壁的總司令部，在會客室坐了一會兒，陳濟棠出來了。他操著廣東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氣地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嶽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滔滔不絕地解說他的兩大政綱：第一是生產建設，第二是做人。他說：“‘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這就是我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他演說了足足半個多鐘頭。

胡適靜聽他說完了，才答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