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巔（第6/17頁）

　　乾隆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奏折不屑一顧。因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與眾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責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身上承擔的，是祖父與父親兩代的重托。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將載有“寶親王弘歷（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康熙）於諸子孫中最為鐘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傳位遺詔恭讀一遍，“以志思慕之誠，以凜繼繩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過半時，他曾說過：“自古帝王所以稟承付托者，不過其父而已，而我則身受皇祖、皇父兩代的重托。言念及此，我還敢有一絲一毫的怠惰嗎？”

　　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端自信，絕不僅僅滿足於自己統治的這一代平安無事。他對每件事的考慮，都是從“大清朝億萬斯年”這一大局出發，著眼於大清江山的永遠鞏固。因此，他要從內外兩方面，盡可能徹底地消除威脅大清國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親貴、朋黨、權臣、太監對皇權的威脅，不過只是他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外部環境。

　　對外部環境的關注，是滿族帝王與漢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歷代漢族帝王對於周圍的“四夷”，一貫抱存而不論的蔑視心態。清代帝王卻從來不這樣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他們知道，只有深入了解每個民族的歷史、現狀、內部關系，才能恰到好處地進行統馭。

　　為了成功地處理邊疆問題，清代前期帝王對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風俗習慣都很感興趣，乾隆皇帝則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為了處理帝國周邊事務，他有意識地下大功夫，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他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歷時說：“朕即位之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說，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歲之時，因為蒙古族首領歲歲來朝，遂開始學習蒙古語，不過數年已經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說登堂入室深有研究。從蒙古語出發，他又開始學習藏語，後來又開始學習回語，達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維語和藏語學到了什麽水平現在無法具體考證，但蒙古語他確實是達到了可以熟練運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說的“對語不須資象譯，通情洽會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時，乾隆即“以蒙古語詢其始末”，進行了長時間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利用語言優勢，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了西蒙古的歷史，在平準之後他親自撰寫過論述準噶爾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現狀的《準噶爾全部紀略》。這篇文章綜合了蒙古和漢文資料，對準噶爾的歷史源流和部落結構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考證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當出色的學術作品。

　　基於這種知識積累，他對準噶爾問題看得很深很透。準噶爾表面上只是大清邊疆上的一處癬疾，實際上卻是關系到整個陸地邊疆穩定的核心。準噶爾地勢險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東可以統一蒙古。這個國家的存在關系到西藏和東蒙古的穩定。如果不消滅這個汗國，西藏和蒙古就永無寧日。這一點，雍正皇帝早就已經指出：“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貳。此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並不可靠。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復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確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準部處於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鬥志。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此時興師，十拿九穩。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爭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遠。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注，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滿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恒贊成皇帝的決定。戰爭結束後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余無不意存畏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