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權（第6/8頁）

　　然而回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麽純正。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於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折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匯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這就是地方大臣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為什麽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隱蔽！乾隆不覺輕輕嘆息，揮筆在奏折上批道：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麽會次次那麽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爭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著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爭雙方按明確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而在專制制度之下，大臣們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則意味著統治效能的下降。因為政黨政治是公開的、合法的、專心致志的，而朋黨政治則是隱蔽的、非法的、別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處處摻雜進黨同伐異的動機。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這種窩裏鬥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鬥得如此津津有味，鬥到了最後，他們簡直就是為鬥而鬥。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別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於朝，入嘆於室。”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通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歷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僨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執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處理朋黨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問題。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幹出群。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後期的內閣首輔，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經說過：“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任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被雍正稱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鄂張二人留京處理。二人權勢，一時遠遠超過雍正時期。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於相容。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於對方之下。科名早、資歷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嘯亭雜錄》）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雖然鄂張二人並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這正是專制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