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最後一批來客（第5/10頁）

同樣是兵書《尉繚子》不同於《孫子兵法》，前者主要講述抽象的原則，偏向於理論和軍隊建設；後者講述具體的操作，偏向於實踐和臨陣應敵。中國人重視實際，因此《孫子兵法》更為流行，但竊以為《尉繚子》更有可取之處。《尉繚子》打造出來的是殘酷高效的羅馬軍團，誰做統帥都無所謂，只要按照原則辦事就能打勝仗，無論是加圖，凱撒還是龐培。而《孫子兵法》鑄就的是詭計多端的將軍，軍隊的戰鬥力非常受將領素質的影響。後世學者雖然曾經一度懷疑《尉繚子》的真實性，其中不乏名師大儒，但是近年來考古學家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現了《尉繚子》的戰國竹簡，一切懷疑便不攻自破，所以其人也不假，其書也真實。

尉繚在見秦王之前，他的思想已經臻於至善，他的那本《尉繚子》已經成書，或者其中的重點章節已經寫完。《尉繚子》是一本講些什麽的兵書呢？尉繚在書中說了一些怎樣動聽的話語呢？且聽我擇其要而道來。

現存本的《尉繚子》有二十四篇。這二十四篇講述了軍隊建設的個個方面，為取得戰爭勝利進行了最優化的設計，法家思想從頭到尾貫穿始終。尉繚對戰爭的定義和提出的取勝之道全新而系統，源於當世的思想而遠超出於當世的思想。

比如尉繚對戰爭的定義：“故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尉繚對戰爭持謹慎而克制的態度，他認為如果必不得已需要發動戰爭，那也只是為了“誅暴亂，禁不義”，而且即便戰爭發動起來，也要追求最少傷害，理想狀態是“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初看之下，尉繚對戰爭的定義似於儒家的頗有相似，其實兩者形同而實異，儒家著眼於保護對方的人民和財產，追求的是一種“仁天下”的道德目標，而《尉繚子》卻著眼於減少己方的阻力和損失，迅速實現戰爭目標。因為打擊面越大，所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

尉繚在軍隊內部建設上也表現出不搞虛談，一切圍繞取勝轉的作風。尉繚對軍隊紀律尤其重視，他也講“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尉繚所談的“人和”不單純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團結等，而是強調軍士的遵紀守法和部隊的軍事素養。他認為“人和”做好了，可以勝過“天時”“地利”等方面的不利因素，並舉武王伐紂中的戰例進行說明。當時的兵書一般認為不背水列陣，不向坡列陣，可是武王伐紂的時候，周國聯軍卻背水面坡列陣，反而將商紂王的軍隊殺得大敗。對此，尉繚的解釋是周軍在“人和”的優勢抵消了“地利”上的劣勢。

〖馬後屁：我們現在的歷史愛好者談起戰爭時，喜歡對雙方將領的謀略進行品頭論足。其實將領的水平只是影響戰爭勝負的一方面，另一主要但不為人們重視的方面是軍隊的素質。因為講起軍隊素質只能用近乎科學化的語言，遠不如講將領謀略來得精彩。同樣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為什麽在國共對戰的時候，共產黨一方總打勝仗呢？難道優秀畢業生都去了共產黨那裏，差等生都去了國民黨那裏？其實是國民黨的軍隊素質不如共產黨的罷了。八路軍對日的平型關之戰，八路軍在人數上，地勢上占盡優勢，由於日軍是押送物資的非精銳部隊，在武器裝備上的差別也不大，但最後八路軍在幾乎付出1比1的傷亡代價後才將日軍全部吃掉，不能不歸因於日軍的高素質。凱撒在阿來西亞之戰中竟然依靠羅馬軍隊高人一等的素質打敗了高盧部落數倍軍隊的裏應外合。〗

尉繚可能是提出尊重士兵，擁軍優屬的第一人，當然目的仍然是為了調動軍隊的積極性。他說：“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裏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尉繚非常推崇吳起的愛兵作風，據他記載，吳起領兵作戰時，住處與普通士卒一樣，當手下人勸他到好的環境中休息時，他說：“我依靠士兵才能打勝仗，怎麽能在物質條件和禮節上超過他們？”

戒殺與愛兵貌似是尉繚仁愛的一面，但尉繚為了軍隊的紀律也有殘忍的一面。他說：“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其實尉繚身上既沒有仁愛也沒有殘忍，作為一個領兵者仁愛和殘忍都是不足取的，理性才是應有的意志品質，為了勝利，可以愛也可以殺。吳起為士兵吸膿的一面，但也會殺卒立威。有一次吳起率軍與秦軍交戰，進攻的命令還沒有下達，魏軍中就有一名武藝高強的士卒躍入敵陣，砍下兩顆人頭，完身而還，本以為會得到表彰，但吳起卻下令將其斬首，旁人求情道：“此人勇猛，是個人才。”但吳起不為所動，道：“人才是人才，但違背我了我的命令。”最後那士卒只好拿出自己的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