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二十六章 神展開

李方膺追問：“偏差在哪裏？又是因何而偏差？”

他和宋既、劉興純一直都在龍門，關於江南諸事，平日該已溝通足足，現在還要作此問，顯然是對宋既的江南之策很有意見，包括漕賦，因此要在李肆面前開口辯難。

三人在江南行事角度不同，層面不一，有分歧是必然的，李肆留在龍門，就是要統合各方意見。

“這就要從漕賦改糧為銀說起……”

宋既也不動氣，開始回顧英華插手江南後，漕賦的變遷過程。

包括安徽、江蘇兩省的江南，漕額為179萬4400石，幾乎占漕糧一半。明時是官辦民運，清時是官辦官運，而且具體經辦的全是旗人，每年八月十二月起解北運。

明清雖都設有漕運總督，總掌漕事，但跟明時設置糧長，將漕運事務以徭役方式攤派到民間的手段不同，滿清漕運的官辦體系非常完善。從漕運總督到糧道，再到州縣糧廳（即縣丞），再到總書，也稱漕總，構成一整套漕運管理體系。

州縣漕總負責賦額攤派，進出核查，下面分管都圖的糧差具體執行。糧差為大差頭，征糧時招收臨時工為小差頭，再跟糧櫃糧倉的書辦倉役三位一體，李肆當年在廣東英德所遭遇的裏排勒索，跟江南糧戶所受的盤剝比起來，還真是小巫見大巫。畢竟他只交銀錢，這裏糧食銀錢都要交。

州縣糧倉收足了漕糧，就向各漕口匯聚。漕運衙門的糧丁押運，一路北運。而糧丁多是旗丁，收糧時索賄卡拿，形成慣例，這些耗費自然又轉嫁到糧戶身上，成為雜派。

雍正上台後，大刀闊斧搞“費轉稅”，也就是火耗歸公，這政策也落實到了漕事上。把落到州縣和漕事經辦人身上的雜派陋規收歸中央，再酌情朝下返點。

當然，雜派被收上去了，新一輪雜派又頂著其他名目出現了，糧戶負擔又重了一層。湖北、江西和北方各省，滿清不是重兵壓境，就是統治穩固，沒起什麽大亂。可在江南，英華自龍門而入，這重壓有了出氣口，開始有掀滿清桌子的跡象。

《滸墅和約》後，英華糧商進入江南，經過一番較量後，李紱推行的江南管制政策崩潰，糧價由暴漲轉為一路下跌。同時英華糧代異常活躍，侵蝕漕事各個環節。州縣漕總糧倉乃至一省糧道賣掉漕糧，直接在漕口附近的大城市購買糧食充抵漕糧，由此賺取運費差價，此事已成風潮。

基於此難逆現實，李紱只好上奏朝廷，建議不再征漕糧，而是直接征收銀，在江南各個漕口買糧北運。當然，英華糧商跟江南糧商合流推動此策的背景就隱在後面，為李紱建言改糧為銀的錢谷幕僚，可是吃足了各家糧商的銀子。

考慮到丟掉江南已是時間問題，直接征銀還能有所積存，雍正很俐落地點了頭。雍正八年，滿清漕運在江南由征糧改為征銀。而征收額度卻並不隨糧價而變，而是以雍正三年，一兩一石梗米為基準線上下浮動。征來的銀子也不是全部買糧，三成直接撥解入京。

今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的七八月間，南北大勢已經明朗，滿清的漕運體系也轟然崩塌。漕運總督衙門裁撤，漕運旗丁北歸。但崩塌的只是官運體系，江南本地征收漕銀的官辦體系被英華官府接收下來，實際經辦運輸的漕船人戶被英華資本接收下來。江南行營以發放許可證的方式管理漕事，漕運在表面上並無大變，但內裏的運轉機制卻已完全不同。

宋既剛說到這，劉興純插嘴道：“這偏差就在，漕銀還是按照舊額征的吧。一石一兩，現在江南市面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錢，糧戶賣給糧商怕只有三四錢，三石才能完一石的額銀，糧戶當然要叫苦！”

李方膺附和道：“江南初定，百廢待新，漕銀不免也在情理之中，可舊額都不改，這就失之僵直了。”

宋既搖頭：“賬要算全，不能光看著漕銀一項。”

“江南兩省漕銀正額三百萬兩，對我英華國庫而言不算多，就算減免一半，對江南糧戶而言，也不覺有大寬松。”

“糧戶的負擔不止漕賦，還有攤分到田畝上的丁銀。江南八府在聖道五年時，漕田兩賦總額是七百萬兩，這還是雍正為爭人心，同時在江南辦厘金局，有了新入之後才減下來的。”

“江南今明兩年仍照舊制征賦，官家將田賦普免三成，個別地方甚至高達六七成，八府田賦依舊有三百萬兩，而八府漕銀正額不過一百六十萬兩，相較之下，重點自然在田賦而非漕銀上。”

“江南新得，官府下鄉剛剛推行，重清田畝還未展開，所用胥吏還是當地舊人，偏幫士紳富戶，這減免更實惠了他們，一般民人受益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