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五一章 涼風起天末（上）（第2/3頁）

而與此相反，民營鐵業得到迅速發展，蕪湖已逐漸成為民間冶煉中心，專業煉鐵鋼坊不斷擴大。如著名的濮萬業鋼坊之類的私營大鋼場，僅蕪湖一地就有十幾家，每一家都生意興隆，負擔著全國半數的鋼鐵供應。

就是禁止民間開采金銀礦，也造成了一紙空文，因為礦區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盜挖幾乎不可能。事實上，‘盜礦’之事，遍及各省。他們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則憑借勢力占領官家的礦場，有的更建立武裝公然和官府對抗，比如衢州礦亂，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這種例子並不罕見，在廣東、四川、雲貴等地，比浙江還要厲害得多。

最後，連幾千年來，都被當成重要財政來源的食鹽業，也愈發失去原本的作用。因為作為朝廷的征稅對象，官鹽的價格太高，銷量日益萎縮，導致征稅面日益狹窄，當然稅收也相應減少了。這是因為私鹽的沖擊，鹽商靠私鹽買賣牟取暴利，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了，全國食鹽需求量大約有十八億斤，而官鹽固定行銷量只有五億斤左右，食鹽市場的七成為私鹽獨占，嚴重影響鹽稅收入。

嘉靖以來，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鹽銷量，以期提高鹽稅收入。可是人不能拿鹽當飯吃，食鹽市場終究有限，價廉質優的私鹽在市場競爭中勝過價昂質次的官鹽，朝廷的種種努力無不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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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變化的產生，都跟沈默沒什麽關系，如果硬要說扯上，頂多也就是加速了其發展而已。可以說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為皇室和朝廷用度來源的官營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完全被民營占據了絕大部分市場。

可悲的是，蓬勃發展的私營經濟，並不能為大明帶來多少財政收入，因為與宋朝‘每五抽一’的稅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稅一’、甚至‘三十稅一’的商稅實在太低。更無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稅收，偷稅漏稅行為也是到了明目張膽，猖獗已極的地步，可以說朝廷能從中獲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額財富流到那些豪門大族、縉紳富商家中。

歷代皇帝和首輔都想改變這種狀況，但這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已經遍布朝堂，每每提出還未執行，朝堂之上便反對聲一片，‘與民爭利’、‘借機盤剝’的大帽子扣上來，提議者無不被罵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樣的禍胎，甚至被人圍堵唾棄群毆……以至於誰也不敢幫皇帝辦這件事。

結果出現了工商日益興盛，國家愈發貧窮的怪現象，還被一些老學究當作工商誤國的證據。但以沈默的地位和立場，也無法徹底扭轉這一局面，因為歸根結底，他就是工商業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業，絕對會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拋棄，甚至成為他們要消滅的對象。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這樣，如果無法從工商業的發展中獲得能量，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不會改變——雖然一直致力於發展東南，沈默並未忘記大明朝滅亡的原因，流民和女真，正是因為崇禎朝廷積貧，無力賑災，才有李自成、張獻忠之流的勃起；亦是因為朝廷積弱，才無法應付兩場戰爭，最後被滿人斷了國祚。

所以工商業要發展，國力也要隨之提升，這是沈默的大政，也是他的指導思想。關於具體的方針，沈默從不敢拍腦袋就定下來，他經過長期對各行業的調研，摸清其現狀後，才敢小心的推出，而且先經過試點之後，才在各省各行業推行。

首先是在生產領域‘民進官退’，既然官營產業已經名存實亡，就不必屍位素餐，占據社會資源了。早在九年前，他便將江南織造局的織造任務，由‘官局自織’轉化為‘官局領織’，也就是官局將自身的任務分包給私營工場，並將本錢銀先行撥給，見有利可圖，大戶自然樂於承攬。而官局也能在大幅縮減成本的前提下，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而且朝廷的用度也得到滿足，可謂多方受益。

這種使官府脫離生產，只負責分包監督的做法，實際上是將官府排除在生產之外，看似其高高在上，但實際上將官局和私營放在了平等地位……一開始時，織造局的太監挾朝廷之威權，不免減削銀兩，中飽私囊，大戶見無利，便動以料價不敷為詞，要求加錢，否則便不開工。這時候朝廷的威權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內監們只能乖乖給錢了……經過這些年的觀察，這個法子確實可以使各方都滿意，沈默便下令各司府織染衙門，‘將各自官營織場盤出，一應所需改為領織，合理議價，不得壓榨織戶。’他大約算過，僅此一項，如果在東南推行開來，便可為宮中每年減少六十萬兩的支出，雖然放在東南不多，可對史上最寒磣的大明皇室來說，已經是一筆巨大的節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