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貳卷【亂世豪雄篇】第12章.旌旗未卷 第18節（第4/6頁）

至於喪葬花費更是驚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國的根本，是對人的最基本要求。人們為了表達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風自秦開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對厚葬習俗感嘆說，“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儀不能達。”因為埋葬死者而弄得傾家蕩產，而賣身為奴，而貪贓枉法，而鋌而走險者比比皆是，致使活著的人往往無法維持生活，境遇悲慘。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針對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終”，甚至下詔頒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簡單，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學說，要求人們學習《四書》、《五經》，加強“六藝”的教育，通過道德、名節、禮法和知識的教養和修習，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在社會上做一個仁、義、禮、智、信五常畢備的拳拳志士，成為溫、良、恭、儉、讓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試想在忠孝仁義禮已經深入一個民族、一個王朝骨髓的情況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們對“孝”的尊崇嗎？

物極必反，這個問題在大漢穩定時期或許對社稷的危害不嚴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廢俱興之期，這個問題就直接影響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穩定。

為了解決這一類諸如影響百姓生活，影響社稷安危的諸多問題，朝廷同樣需要從儒學上下手，同樣需要一個新儒學，需要一個既能教導人們遵守禮法名教，又能教導人們“恭儉樸素”的新儒學，讓天下百姓都能安居樂業。

李瑋接著又借助《黃帝四經》說到了“文武兼備、輕賦薄徭、貴柔守雌”等等關於道家黃老之學在戍守疆土、與民修養、選拔人才等等國策上的優越之處。

“朝廷的目標是儒道合一，以儒為主，以道為輔，實現一種‘無為而有為’的治國理念。”李瑋鄭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議。

對於朝廷來說，單單依靠經學和道家黃老之學都無法解決在中興大業推進過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目前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繼而在新經學的基礎上再創新儒學。

儒學是以倫理、政治為軸心的人文之學，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是其他諸子百家所難以比擬的，它具有熟通六藝，重在教化和積極用世的優良傳統，擁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價值觀念，其本身一直蘊藏著巨大的生命力，是維護和支撐大漢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導地位不可動搖。

道家黃老之學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豎起來，事實上根本不可能。

黃老之學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吸取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的各種歷史經驗，兼收了儒家、名家、陰陽家等各家之長，比如黃老之學中的“無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斷於法”的精要和墨家的“恭儉樸素、強本節用”的思想大義。“陰陽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據“四時之度”頒布相應的政經制度，實際上就是陰陽家的“因陰陽之大順”。黃老之學因此成功建構了一個開放的，有著多種學派內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靈活而又實用的一系列思想體系，在本朝初年長盛不衰，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但董仲舒大師公開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黃老之學的全部精華，並利用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體系充實和發揮了儒家義理，然後在此基礎上匪夷所思地構建了一個既有儒家的三綱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陰陽、四時”，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為”，又有道家的“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的“無為”的嶄新的儒學思想體系。經董仲舒加工後，一向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搖身一變，成了兼具“霸（黃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漢官學。既然道家黃老之學的精髓變成了董氏儒學的血肉，黃老之學便不可避免地喪失了政治和理論上的雙重優勢，不得不無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黃老之學衰落了，並不代表它的理論也就此喪失了生命力。

在黃老之學興盛之期，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在江淮間形成了一個研究黃老之學的學術中心，在他的主持與組織下，他與他的眾多門客們合編了《淮南鴻烈》（也稱《淮南子》）這部巨著。在《鴻烈》龐大的編寫者中，除劉安外，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人都是當時名揚天下的道家人物。書中的大多數篇章都是他們寫的，因此，此書也成為本朝道家之淵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