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貳卷【亂世豪雄篇】第12章.旌旗未卷 第18節（第2/6頁）

李瑋想了一下，緩緩說道：“儒學與道學在其核心和主旨上的確不同，但從某些方面來說，兩者觀點上又有很多近似之處，尤其是黃老之學的主要典籍《黃帝四經》和儒學在治國理念上更是互通互補，彼此並不矛盾。”

儒學主張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義，它要求人們過著倫理社會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聖賢的遺訓，克制自己的情欲，指導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為社會上德行優良、理智堅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學，在自我方面強調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倫方面恪守禮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齊家，進可以治國平天下。

黃老之學是道家的一個學派，和原始道家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融鑄道法，兼采儒墨、名家、陰陽家等各派之長。（黃老之學不同於老莊之學，這一點非常重要。）

黃老之學以“先天地生”的“道”為世界的本源和決定萬物興衰存亡的客觀法則，要求人們遵循它，並將老子玄遠的“道”加以發揮，廣泛運用於社會、政治、人生各個方面。黃老之學主張“無為而治”，但摒棄了老子消極遁世的內容，將“循理而舉事”的合理行為視為“無為”，從而將其發展為積極“入世”的治道，要求統治者節欲、惠民、行仁義，不要強行幹擾老百姓的正常生產、生活，以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恢復、發展。在政治思想上，黃老之學以道家為本，將“法治”與“德治”相結合，認為“無為”不僅是一種高超的統治之術，更具有豐富的道德倫理內涵。這種“無為”非《老子》的那種絕對的、無條件的“無為”，而是一種新的“無為”學說。

由此可見，兩者在最終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過兩者實現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樣而已。

那麽，兩者應該如何融合？在什麽地方融合才能有助於社稷的振興，中興大業的成功？對於今日朝廷來說，朝廷的需要，中興大業的需要，就是兩者應該融合的地方。

朝廷最需要什麽？

大漢律法的絕對威嚴，令行禁止。

在皇權和相權有效制衡基礎上的君權至上。

對天子和朝廷的絕對忠誠。

百姓安居樂業。

黃老之學的“無為”並非絕對“無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無為（陛下垂拱）臣有為（參等守職，遵而勿失），“法”具有無上的神聖性。因此，君主在根據“道”的要求制訂了“法”之後，便應一切“皆斷於法”，而不應該“以私而廢公”、“以我而釋法”。這種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廢天下之公法的“公正無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貫徹，例如，當年孝文皇帝與其廷尉張釋之在處理所謂“犯蹕”案與“盜取玉環”案時所采取的態度便是這樣一種公正無私的態度。朝廷所信奉的這種“公正無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漢在立國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榮。

“以法治國，公正無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興和大漢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經學死死守著“以德治國，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黃老之學的“無為”是以“有為”為前提的“無為”，是君“無為”而臣“有為”，是一種君主駕馭臣下的統治之術，因此這種“無為”又可以稱為“無不為”。

在《黃帝四經》看來，“道”雖然“無為”，但“道”卻又生“法”，因此作為“執道者”的君主的“無為”也應象“道”那樣，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後的一種“無為”。但是，君主雖然可以“無為”，大臣們還是必須“左執規、右執矩”，以使法令得以實施。也就是說，君主不要事必躬親，事事操勞，要任其自然，要善於利用和依靠大臣們去處理各種政事。在臣下奮發有為的基礎上君主便可以“無為”了，但君主並不是什麽都不幹，君主的職責是“虛靜謹聽”，對大臣們處理政事的情況進行審察，看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名實相符，並據此決定生殺賞罰。

大臣們又應該恪守哪些原則呢？一要謙虛謹慎，勤於政事；二要以身作則，摒除私欲；三要寵辱皆忘，知足常樂。如此一來，國政就會出現“以無統有，執一統眾，以寡治眾和以靜而廣”，繼而“得眾心”的國泰民安的局面。

在黃老之學看來，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靜無為，設官分職，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謹，不求名利，謙恭地教導百姓，那麽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樣，君權神授，皇權至高無上，權柄集於君主一身，君主做為天下之儀表，事必躬親，“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事無巨細，都要一一過問，那麽，則“主勞而臣逸”，皇權和相權嚴重失衡，長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