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地理環境因素與漢末三國歷史進程（第3/4頁）

氣候因素。歷史地理學者研究發現，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動亂與氣候寒熱波動有一定函數對應關系，也即歷史上寒冷期易發生民族戰爭、疫病流行與社會動蕩。而軍事戰爭的發生和成敗與氣候因素無疑也有很大的關系，這在秦末陳勝、吳廣農民暴動、明末陜北李自成農民起義以及法國拿破侖滑鐵盧戰爭等歷史戰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證了的。三國時期氣候處於中國氣候學史上東漢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來較為溫暖的江南地區也常常出現嚴寒天氣。黃初六年(225)十月，魏文帝曹丕南下廣陵(揚州)視察水軍演習，因淮河結冰受阻而返。《三國志·魏志》卷二《文帝紀》雲:“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余萬，族旗數百裏。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人江，乃引還”。此乃有史以來淮河歷史第一次結冰的記錄。《三國志·吳志》卷二載:孫權赤烏四年(241)春正月，江南地區“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孫吳太平二年(257)二月，建康一帶也出現降雪“大寒”天氣，致使孫亮下詔“大赦”(《三國志·吳志》卷三)。甚至在孫權嘉禾三年(234)，出現“九月朔，隕霜殺谷”的奇寒低溫。南方如此，北方的寒冷自不待言。但三國時期的氣候特征卻並非完全幹冷，是以寒濕交替狀態出現的。在中國西南地區，寒冷期中降雨量並未減少而有增多趨勢。三國時期寒冷多雨的氣候對魏、蜀、吳間的戰爭成敗也具有典型的影響。如曹操死後，曹魏繼續發動對蜀漢進攻，建興八年(230)，“司馬懿由西城，張合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在丞相亮於城固赤阪嚴陣以待下，加之“大雨道絕”，結果“真等皆還”(《三國志·蜀志》卷三《後主》)，蜀漢的國家危機暫時得以解除。多年以後，曹魏方面還有人提及這次因陰雨導致的軍事行動的失敗:“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裏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懸)乏”，因而被迫退師。此外在赤壁之戰、鐘亭之戰中，曹操、劉備的失利均與氣候不適有關。

三國時期的疾痊及影響。三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自然災害頻發的高峰期，寒冷的氣候，頻繁的戰爭，常常引發瘟疫流行。而瘟疫反過來又對三國時期的宗教、軍事、經濟乃至社會心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古代文獻所記載的“瘟疫”、“疾疫”往往泛指流行性傳染病，其致病機理、病種類別等至今尚不能完全考證清楚，但其作為一種對人類危害極大的自然災害長期存在卻是無疑的。三國時期戰爭頻繁，疾疫也常相伴隨，據有關文獻資料統計，整個三國時代發生疾疫的次數多達二十二次，這對三國軍事的勝敗與人口的減耗關系甚大，這樣也就相對延緩了戰爭進程。著名的赤壁大戰，兵力占絕對優勢的曹軍最後一敗塗地，除了士兵不習水戰外，軍中爆發瘟疫是一大原因。《三國志·蜀志·先主傳》載:劉備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孫權晚年窮兵黷武，欲攻打珠崖(今海南島)及夷州(今台灣)。名臣全琮勸諫，“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結果兩地沒有攻下，吳軍卻損兵折將，大敗而歸；最典型的是，孫吳建興二年(253)，諸葛恪領軍二十萬圍攻曹魏合肥新城，連月不下，時值盛暑，軍中爆發瘟疫，“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迫使諸葛恪無功而返。三國時期的戰爭之所以曠日持久且雙方往往都難取勝，與這些頻繁爆發的疾疫制約不無關系。

瘟疫對漢末三國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進因果關系。漢末三國間，以巫師方士為主體的道教十分盛行。如果我們結合當時環境因素考察，就會發現這一現象是以瘟疫流行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為社會背景的。前已論及，三國時期是秦漢以來自然災害高發期，有文獻記載的瘟疫次數高達二十二次之多。瘟疫導致的人口死亡並不亞於戰爭中的人口減少。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有四人因之染疾而死。後來魏文帝曹王回憶此事沉痛地說:“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三國末期發生於洛陽地區的流疫，竟然奪走該地區幾乎多一半人的生命。《晉書·武帝紀》載，鹹寧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瘟疫給時人造成的劫難慘狀是觸目驚心的，曹植在《說疫氣》中說:“建安二十二年病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殖，或覆族而喪”。。這些由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災難必然會對民眾信仰與社會心理帶來深刻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