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血液裏的海水：鄭成功（第8/14頁）

　　“他於是上了馬，叫我跟著去。我們來到海邊平坦的地方，他的一個隨從就拿三根約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頂端都有一個小圓環，小圓環上貼著一個銀幣大小的紅紙當箭靶。三根棍子在海邊插成一排，互相間隔十竿。國姓爺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帶後面，騎到約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後盡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馳而來，拔一枝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來都維持同一個速度，既沒有停下來，也沒有減速。”

　　“這樣連續騎射兩回之後他就下馬，走到我的旁邊，問我：看清楚了沒有？能不能也一樣騎射？我推辭說，不能，因為我從來沒有拿過弓箭，我們是練習射槍的；不過，在我們貴族當中是有類似的娛樂……”

　　通過荷蘭人繪聲繪色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鄭成功具有明顯的膽汁質性格特征，外向、活躍、急躁。他言語直率，鋒芒畢露，作風張揚，為人狂傲。

　　也許荷蘭人的筆端，難免帶有敵人先入為主的情緒化傾向。不過，中國人的記載同樣驗證了鄭成功的個性。中國史學家評價鄭成功時，往往有這樣的語言：“英邁果斷有余，而豁達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沖動發怒”，“失在激訐”，“易以意氣用事，喜得獨占之功”。通過這些評價，我們可以確知，在中國史學家眼裏，鄭成功“不成熟”、“急躁”、“沖動”、“不沉穩”。

　　確實，有許多史實可以證明這些結論。比如，他嫉惡過甚，執法過嚴，部屬有小過亦不能寬免，常因小事而暴跳如雷。自南明永歷二年（公元年）至南明永歷十五年（公元1661年），十三年間，被他誅殺的將吏，有姓名可考者七十五員，導致許多將領忍受不了他的嚴刑峻法，紛紛投奔清人。

　　後來替清軍收復台灣的施瑯，即是其中之一。

　　鄭成功的個性與中國人傳統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在我們眼裏，一個真正的大英雄應該富於城府，深不可測，喜怒不形於色。

　　在為鄭成功的不完美惋惜的同時，我看重的卻是這一所謂性格弱點的另一面。鄭成功擁有中國人嚴重缺乏的可貴性格品質：少年性。

　　西方文化以積極和欣賞的心態來看待“少年”，少年意味著活力和創造力。西方人認為，必須讓年輕人自己去闖蕩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負責任的事也不要緊，因為這正是少年的特權。

　　中國人則對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三十歲以前的人，在中國人看來，“血氣未定”，屬於“嘴上無毛，辦事不牢”。非得四五十歲了，火氣漸消，血性全無，才讓人感覺安全可靠，才可以當領導，辦大事。在傳統社會裏，“少年老成”是對一個人最高的褒揚。“老練”、“老實”、“老辣”、“老馬識途”、“老驥伏櫪”、“老蚌生珠”，在中文詞典裏，與“老”有關的詞匯幾乎都是褒義的。

　　《禮記·曲禮》說，孝就要“不登高，不臨深”，“父母在，不遠遊”，中國傳統家庭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取消一個孩子的冒險沖動和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個人當然就不會有自己的見解、思想和個性，當然就更不會有任何逆反心理。這樣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長起來的人的熱情、火氣、棱角磨去，把他們納入一成不變的生活軌跡，以維持千年不變的超穩定生活結構。

　　所以，中國文化缺乏朝氣。“天真”、“熱烈”、“理想主義”是中國文化中的缺色。中國文化是以發黃的故紙、深沉的紫檀色、缺乏個性的繡著團花的醬色衣服為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麗明快。

　　只有鄭成功，這個異國出生的海盜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燒著明亮的“少年性”。因此，當清軍南下之時，他才會作出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選擇。

父與子

　　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二月，清軍大舉南征，兵鋒直指鄭芝龍的勢力範圍福建。清軍南進途中，鄭芝龍就已開始與之密使洽談投降事宜。為了表達自己的誠意，鄭芝龍密令自己的部下放棄天險，自動撤退，並且留下糧草，以備清軍使用。

　　二十二歲的鄭成功對父親的行為深為不安。他與父親展開了一次長談。

　　《台灣外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成功勸曰：“……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高恃險，設伏以禦，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然後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