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血液裏的海水：鄭成功（第6/14頁）

　　南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鄭芝龍把二十一歲的鄭成功引見給隆武帝。隆武帝見他風度翩然，一表人才，對答如流，英氣四射，大喜。“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姓，兼賜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

　　清軍南下，母親為清軍所逼，剖腹自殺，鄭成功聞訊，痛不欲生，匆匆趕回安平，料理了母親後事，用黃金鑄造了一尊田川氏坐像，朝夕禮拜。

　　同日，“攜所著衣巾，焚於南安文廟，仰天欷噓，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鑒！’再拜而去。與所善陳輝、洪旭等九十余人，收兵南澳，得數千人”。

　　從此，鄭成功“以只身而奉故朔，海島群雄，拱手聽其約束；五省移徙，避其鋒銳。且當敗軍喘息，又能鎮定強戰。繼而，開辟海外乾坤”。他一生“處無可如何之境，得未曾有之局，以其螳臂之勢，縱橫大敵，逐紅夷於海上，辟地千裏，為有明碩果之僅存”。終其一生，鄭成功“明知不可而為之”，在令人沮喪的明末歷史留下了英雄主義的一章。

有彈性的剛烈

　　鄭軍令人驚恐的戰鬥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海盜遺風，二是鄭成功的個人風格。

　　在嚴密的專制統治之下，敢於蹈險出海之人，都是一些血液沸點較低的熱血男兒。而逃亡海上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野性和血性。這些海盜們，專靠勇氣作為吃飯的資本。在鄭芝龍降清之初，他們一時群龍無首。鄭成功一樹義旗，他們又呼嘯而至，聚集在少帥旗幟之下。

　　鄭成功天性英邁果決，嫉惡如仇。他知道，收服這些散漫慣了的海盜，非嚴明的紀律不可。因此，鄭成功軍令如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南明永歷二年（公元1648年）十月，清軍襲擊廈門。當時負責廈門守備的三叔鄭芝鵬在慌亂中，“席卷珍寶，棄城下船”，引起“島中騰沸”。

　　戰後，鄭成功大會群臣，以“貪財怕死”，“臨陣逃脫”，斬親叔鄭芝鵬之首，並令將其首級懸街示眾三日。鄭成功治軍不講情面，往往如此。

　　在戰鬥中，鄭成功經常親身督戰，身先士卒，視死如歸。南明永歷七年（公元1653年），清軍圍攻海澄。鄭成功為鼓舞將士，從廈門親臨海澄，登上炮台督戰。清兵炮火齊發，部將拼命將鄭成功拉下炮台，鄭成功剛剛離開，清軍的炮彈正好落在鄭成功的座位上，“座位被擊粉碎”。像這樣九死一生的事例，在鄭成功的軍事生涯中數不勝數。

　　鄭成功崇尚忠義節氣，在明末實用主義彌漫的社會氛圍之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不因眼前利益犧牲道德原則。

　　南明永歷六年（公元1652年）長泰之戰，清總督陳錦率兵作戰失敗，羞慚之下，痛打其奴庫成棟泄憤。庫成棟懷恨在心，將他刺死，割其首級投降於鄭營。次日，鄭成功會集文武，下令把庫成棟捆起來，對他說：“你殺主求榮，是無恥之徒，本藩絕不用你這種不義的人。”雖然諸將也以庫成棟投誠，有功無罪，為他求情，但鄭成功仍下令斬首示眾。

　　他尊敬真正的軍人。在後來的鄭荷之戰中，荷蘭人記載，有一個荷蘭士兵在鄭成功軍前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敢：“馬摔倒了，敵人（鄭軍）追到時，他仍奮勇抵抗，手持卡賓槍拼命射擊，直到因傷勢過重而死去。國姓爺知道後，認為他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下令厚葬，全軍放禮炮致敬。”

　　這種視榮譽重於生命的理想主義，正是明末的中國人所極為缺乏的品質。春秋以降，在日益嚴密的專制權力的不斷挫辱下，中國人日益軟熟圓滑，英雄氣質不斷從這個民族體內消散，實用主義越來越向著苟且、醜陋的方向發展。

　　“生命尊嚴”和“生命質量”已經成為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一些人徹底放棄生命的優雅，選擇了生存重於一切的動物化生存。另一些人雖然不想放棄道義責任，但被專制教育侵蝕得單薄僵硬的生命，不足以承擔“英雄主義”的理想，“英雄主義”在他們那裏已經異化成那些手無縛雞之力、迂腐教條的書生們“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可笑表演。

　　只有鄭成功重新接續起了春秋傳統，把“榮譽”放在了“生命”之前。

　　然而，鄭成功的英雄主義卻不是建立在“拼一死以成名”的簡單人格設計之上。“果敢剛毅，傳之自母”這個史評之前，還有一句“權謀術數受之於父”。畢竟，他是成長在一個軍閥之家，從小讀兵書長大。父親的精明、現實，在耳濡目染之中漸漸溶入他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