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逢亂世：饑餓兒童朱重八（第6/10頁）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大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夠溫飽有余。而其余大多數時期裏，都處在僅能勉強維持生存的處境之下。據龐卓恒在《人的發展與歷史發展》中介紹，在正常年景下，中國農民一般狀況下每年產品的剩余率不會大於5%。而中世紀一個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國農奴戶凈余率為26％。他們一年生產的糧食約為4641公斤，除去租稅、種子、口糧後約可凈余糧食1224公斤。從這個數字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由此可見，中國官僚階層對廣大農民的剝奪，遠遠嚴酷於歐洲的莊園主。中國農民被迫在簡單再生產中耗盡全部潛能，使他們無法像西歐的農奴一樣，有剩余財力來發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由此推動起一個又一個的促成封建制度解體的重大歷史變遷。

中國文化的貧困基因

　　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枷鎖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提出了“貧困文化”的概念。他總結的貧困文化的特征我國從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備。如較高的死亡率，較低的估計壽命，較低的教育水平，為生存而進行長期奮鬥，典當，過著受束縛的生活，終生忙碌而無閑暇，向往權力，大男子主義，只顧眼前，不信任政府，軟弱無能，對地位差異敏感而缺乏階級覺悟等等。這種貧困文化使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系。財富讓人有了多余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古希臘文明就是建立在滾滾而來的金幣之上的。因為貧瘠的土地無法養活自己，希臘人不得不嘗試外出冒險。龐大的希臘船隊源源不斷地輸出葡萄酒、橄欖油、陶器，運回糧食和金錢。有位經濟史家斷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富裕起來的平民要求政治權利，最終導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紀之後，歐洲之所以能沖破黑暗，迎來文藝復興，根本原因也在於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歐洲的農奴能夠越來越富裕，並且可以和封建主討價還價，獲得市民身份。他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精神力量不斷增長，最終推動了商品貨幣化的浪潮，迎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中國卻一直在貧困化過程中越陷越深。與西方社會的上升趨勢相反，中國歷史的發展卻呈下降趨勢。如前所述，中國農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後，再也沒有回到人均十畝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成了最後一個輝煌的朝代。在那之後，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著中國人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查爾斯·威爾伯）。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後，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其家長的作風則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後，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再也沒能復現。相反，拘謹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國人的性格中發展壯大。

　　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則是中國文明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

朱元璋的精神基礎

　　從降生在這個世界上起到十七歲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沒有離開過農村。

　　世界在他眼裏，就是從南崗到北坡之間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觸過的人，不過是村子裏那百十口老老少少。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的一切條件。從懂事開始，他就開始了勞動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後面拔草，和小夥伴們上山打柴。十多歲開始，就去給地主放牛。窮人的孩子好養活，雖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飯食，也沒有耽誤他長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過容貌醜了點：腦袋很長，下巴寬大，整個一張驢臉。《明史》含蓄地稱他“姿貌雄傑，奇骨貫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