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屍體發生異變，好好的一個紳士或淑女也許一下子就成了厲鬼，甚至釀成嚴重的後果，這責任究竟應該由誰來負？雖然平時人們都是信神信鬼的，到了此時卻認定“死者無知”，對自己的行為不能負責了。那麽像對待精神病患者那樣指責死者家屬看管不嚴吧，也說不過去，人家本來在那裏乖乖地躺著，總不能再用繩子捆上幾道吧。（雖然這種辦法也不是絕對不可行，舊時北方有些地方喪葬禮俗有“絆腳繩”，就是把剛死停在靈床上的屍首用繩子捆住雙腳，而現在則流於形式，只是在腳腕處搭上兩條紅絲繩。）所以一旦鬧出了事，就要找些緣由，既要為死者擺脫責任，更要維護死者聲譽，中國一向不缺這方面的人才，於是而造出數說，其中最有影響的則是“鬼物憑屍”說。

屍變中的走屍，一般來說那屍體本身是無意識地追人，但也有一些例外，竟鬧出些別樣的事端，比如風流韻事來。東漢末年應劭的《風俗通義》中就記載了這樣一種走屍：汝南郡汝陽縣西門的驛舍常鬧鬼，旅人在此住宿多有死亡，就是不死，也要被割去頭發，然後成了精神病。郡中有個小官員叫鄭奇的，乘車出外公幹，行至距驛亭六七裏的地方，就遇到一個美婦人請求搭車。鄭奇裝模作樣地推托了一下，就讓她上了車。行至驛亭，他帶著婦人要上樓住宿。值守的吏卒說樓上太兇，不能上。鄭奇哪裏肯聽，硬是上了樓，當晚就和那美婦人成就了一夜情。天還未明，鄭奇就上路了，等到亭卒上樓打掃，只見一具女屍橫在那裏，便趕忙報告亭長。亭長召集手下，一打聽，原來在亭西北八裏有家姓吳的人家，太太剛死，夜間臨入殯時燈火滅了，再點上燈，屍首就不見了。吳家把屍首領去不提，卻說那位鄭先生上路走了幾裏，就覺得肚子痛，及至到達南頓的利陽亭，病痛加劇，竟一命嗚呼了。

與大量幽媾故事不同的是，這奔婦不是鬼魂，而是屍體，家人把她擡回去之後，除了為丟了面子而懊惱之外，估計也不會對她采取過激行動。鄭奇的死與這女屍肯定有關系，但那驛亭的樓上本來就不清靜，說是樓上的鬼魅趁機害人，也未必無理，甚至可以根據文字的暗示來猜想，這女屍的脫離本位、求人寄載、與人苟合這一系列行為，其實都是樓上鬼物操縱的結果。

這就為人探討走屍的原因提供了一個“實例”，不是屍體本身作怪，而是其他鬼物利用這屍體來為祟，也就是“附屍為厲”。這實在是解釋屍變的絕好理由，以後便被人采用，而最早揭出的似是南宋的洪邁。

《夷堅丁志》卷五有“句容人”一條，建康府的一個衙役出外差，急於趕回，乘夜趕路。時正寒冬，行至句容地面，見山腳下一園屋有火光，便走過去取暖。進屋後，見七八個村民守著地上的一個死屍，原來是縊死於此室，地方把他放下來，正等著官府來人驗屍。衙役見村民或睡或坐，便稍坐了一下，又繼續趕路。可是剛出門，就覺得屋裏有個人跟了上來。衙役走得快，後面那位也緊跟著。這樣一前一後走了有二裏多地，遇到前面有條溝，衙役一躍而過，而後面那位卻咕咚一聲，一頭栽進溝裏。衙役下溝把他攙出，竟然沒氣了。原來跟上來的是那個縊死的屍首！於是洪邁解釋道：“蓋強魂附屍欲為厲。”所謂“強魂”乃指另一個鬼魂，而不是屍體的原主。

洪邁對走屍的這一見解，在另一則故事中繼續印證，見於《夷堅支志·丁集》卷六“證果寺習業”。明州士人王某，在證果寺租了間靜室，為準備應試讀書。寺裏只有三四個和尚，這天夜裏到十裏外的一個村子做法事超度亡魂去了。到了半夜，王某便吹燈就寢。忽然有人敲門，王某一問，竟是老朋友，趕緊開門延入。老朋友說：“也是我圖趕路，錯過宿店，想借住一夜。”王某就留他同臥一榻，暢述別情。聊了一會兒，朋友笑道：“有一事不得不實言相告，請你別怕。我已經死了一年多了，今晚前來，實因有事相托。”王某登時嚇得冰涼，可是也沒辦法，只好聽他說下去。朋友道：“我死後，妻子就改嫁了，撇下幼兒，無以為生。我活著的時候積攢下二百兩束脩，埋於某處，請你告訴我兒子。”說罷，便起身長揖而別。王某正慶幸鬼友離去，可是暗中隱隱覺得旁邊還睡著一人。他膽戰心驚，嚇得一夜不能入睡，好容易熬到天明，趕快拉開門跑了出去。正好和尚們也回來了，說起一件怪事：十遍經念過，要擡屍入殮了，可是一摸，布單下面是空的，屍首不知跑哪兒去了。王某領他們到自己的屋，再看床上挺著的，正是新死的那位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