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舉考試最早可追溯到隋代，可是由隋至唐而宋，考場鬧鬼的記載雖然無法與明清以來相比，但也不能算少了。撇開前述三種，大致分來，尚有四類。

一個可以說是“幫忙鬼”，即以鬼的特殊身份為考生做些常人做不到的事。唐人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就有這樣一個故事：郭承嘏應舉，交試卷時誤把所寶愛的一冊法書交了上去，試卷卻留在考籃中。他急得正在貢院門口打轉，旁邊突然出現一個老吏，向他問明緣由，便應承可以幫忙換回，但請以三萬錢為酬。當天事情就辦成了，郭承嘏前往老吏家送錢時，才發現貧窮的主人已死三日，正因缺錢無法下葬呢。

這種類型的故事在後世並未絕跡，而情節則漸漸惡劣。如南宋洪邁《夷堅丙志》卷七“蔡十九郎”所記，就不是簡單的換人考卷了。考生魯某出場之後，才想起所作辭賦忘押官韻，結果有一小吏為他盜出考卷，改後再原封送回。這小吏多年前死於貢院，因念家貧，就借著搗鬼貼補家用。既然要索酬，就是生意了，長期下去，就可能成為“季節性”的職業。但新死的鬼魂就能用“搬運法”的也實屬少見，而且既然連試卷都能盜出，則“何事不可為”呢？

第二種與“幫忙鬼”是相似而相反的，最為趨炎附勢，不妨叫作“幫閑鬼”。《夷堅支志·乙集》卷二“邵武試院”記：淳熙十三年秋八月，福建邵武正在考試時，有一吏能見鬼物，只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攜“當三”大錢二十余枚，遍歷諸試桌，時露喜色，便置一錢於案頭而去。二十余錢放畢，又持杖繞廊敲打那些沒有得錢者，只見那些考生或身仆，或筆墜，而他們卻毫無知覺。此吏自念：“豈非得錢者預薦，而遭擊者當黜乎？”及至揭榜，果與所料相同，考中的全是“有錢人”。與此相類，在明代則有鬼物進貢院“插旗”的故事，中舉者頭插紅旗，落榜者頭插白旗，雖然避了阿堵物之嫌，卻讓人疑是倀鬼改行進了貢院（見閔文振《涉異志》）。[1]

這種幫閑是不收費的，估計這些鬼物也不是上天所派。世間總有一類小人，見了得勢或將得勢的人，便不由自主地追著人家的屁跑，其實也未必能得到什麽好處的。幫閑鬼即是此類，只是他能夠從考生的身上望見什麽陰陽盛衰之氣，則為世間的跟屁小人所不能企及。

考生未動筆之前，中否已然前定，不論是人力還是天力，都是很讓選人氣短的。洪邁曾感慨道：“然則名場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神物司之於冥冥之中，無待於考技工拙也！”有“洋鬼子”卡萊爾者，著文說中國的考試制度，在選拔人才上最為高明，迥出諸國之上。這話很讓我們不少學者頻頻征引，自豪了些日子。但不想在南宋時就有人對考試選拔人才的功用表現了那麽大的失望，一切由於天意，竟與人才無關，雖然過激了些，但洪氏父子兄弟世代顯宦，嫻知官場的“潛規則”，所說也不會全出於憤懣的。

另有一種鬼，則頗有些類似“反社會”傾向的地痞無賴，自己未得好死，沒有本事去找冤家算賬，卻把一股邪氣泄到無辜舉子身上。此物可稱為“無賴鬼”。宋人魯應龍《閑窗括異志》記雲：嘉興貢院最早本為勘院，即審訊犯人之所，多有嚴刑鞫拷而死者。改為貢院之後，冤魂起來作祟。每舉近兩千人，居於西廊第三間的舉子常有為魅祟死的。後來一監試官夢見一人，自稱“貢院將軍”，道：“我死於此地，今得為神。每舉子死於場屋者皆我輩為之。可立廟於西北隅，則免。”於是官方居然就為這無賴鬼立了祠廟，士人來就試者，無不先期備下金錢，禱求陰庇。考生死於考場，而且接連發生，不止一二起，雖然初見於此，但料也不是太稀罕的事。把考場事故的起因推到鬼物身上，然後要求考生以禱祀求平安，政府官員果然智高常人一等。於是祟人的惡鬼反而成了貢院的保護神，正如市井中的潑皮或負責治安的差役，只要向其交上一筆保護費，就不會再上門騷擾一般。

還有一種是莫名其妙的鬼物，它們的出現不僅與考生命運相關，更主要的是對搗鬼考官極兇的預兆。清代一首一尾兩大科場案，都有鬼物變異做前兆。清初人董含《三岡識略》卷三“鄉闈異變”條雲：順治十四年，江南鄉試前數日，嚴霜厚三寸。既鎖闈，鬼嚎不止。放榜後弊發，主考方猷、錢開宗，房考李上林、商顯仁等十八人，俱駢戮於市。清代北京的貢院一直有“大頭鬼”的傳說，而且與“科場案”有關。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三“戊午科場案”條記：鹹豐八年某夕，嘩傳大頭鬼出現。都人士雲：“貢院中大頭鬼不輕出現，現則是科必鬧大案。”孫宣《朱廬筆記》更說那大頭鬼是“赤目披發，頭巨於常人數倍”，而且直接現形於考官之室。結果那年科場大案，首輔棄市，少宰戍邊，內外簾官及新中舉子被判軍、流、降、革至數十人之多。鬼嚎與大頭鬼和考官作弊有何關聯，沒有人能說清，而且如果沒有鬼嚎和大頭鬼出現，是不是就可以放手作弊呢，這怕是只有考官才須考慮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