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要涉及到一種似乎與“回煞”截然不同的俗信:“出煞”,即煞不是亡魂的回歸,而是從亡人棺柩中出來的鬼物。唐人張讀《宣室志》說:“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殺’。”並說有人打獵時網得一巨鳥,高五尺余,但等到解開網,那鳥卻不見了。問附近的居民,有人道:“裏中有人死且數日,蔔人言,今日‘殺’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

這“蒼色”的怪鳥或被稱作“羅刹魅”,顯然是看作羅刹惡鬼一類了。張《朝野僉載》記一故事,一年輕人路上遇一青衣女子獨行,惑其姿色,邀回家中共寢。次日,家人敲門不開,“於窗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余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沖門飛出,或雲是羅刹魅也。”清人袁枚在《子不語》中大談羅刹鳥,許秋垞《聞見異辭》言及布灰認跡,見灰上有細小禽爪印跡,玩笑說“尚不至如羅刹鳥之食人眼也”,都是源於此故事,可見他們是把“羅刹魅”看成“煞鬼”,而這煞鬼卻是要吃死屍的。

在《通幽記》中也有類似之物,出現於人死之後,煞鬼的性質更為顯明了,而那故事更是詭異:

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盧瑗父病卒。後兩日正晝,忽有大鳥色蒼,飛於庭,度其影,可闊丈四五。頃之,飛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飛出。人往視之,其井水已竭,中獲二卵,大如鬥。將出破之,血流數鬥。至明,忽聞堂西奧有一女人哭。往看,見一女子,年可十八九,烏巾帽首,哭轉哀厲。問其所從來,徐徐出就東間,乃言曰:“吾誕子井中,何敢取殺?”言畢,卻往西間,拽其屍,如糜散之,訖,奮臂而去,出門而滅。

至宋時,廉布《清尊錄》則記鄭州進士崔嗣復入京途中,宿一僧寺,堂上厝有新棺。至夜,則見“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至京師,問於一僧,雲:“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據此僧說,陰摩羅鬼見於“藏經”,估計這只是他的杜撰。而洪邁《夷堅丁志》卷十三記徐吉卿居衢州,乾道六年間,白晝有物立於墻下,人身雞頭,長可一丈。侍妾出見之,驚仆即死。徐吉卿次子官於秀州,數日後聞其訃,正此怪出現之日。

至清代,煞鬼如禽之說更為紛雜。董含《蒓鄉贅筆》卷下記“煞神”為“一巨雞,高四五尺,絳冠鐵距,上騎一道士,長及屋梁,鼓翼昂首,從外而入。”王同軌《耳譚類增》卷二四“煞神”雲是“雄雞巨如鶴,鉤喙怒目,飛立棺上”。《三借廬筆談》卷一一“遇煞”條,則為一巨鵝,兩眸炯炯作綠色。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打眚神”條,則為一大鳥,人面而立,兩翼撲人,宛如疾風,被撲中者滿面皆青。袁枚《子不語》卷二“羅刹鳥”條,則為一大鳥,色灰黑,而鉤喙巨爪如雪,為墟墓間“太陰積屍之氣”所化。《遯齋偶筆》卷下“回殃”條,言某人見一人家避煞空宅而去,宅內有一棺,棺上有物如家雞,遂疑為殃煞。薛福成《庸庵筆記》卷六“楊孝廉遇煞神”條,則為似雄雞者,集於廳屋之上,其眼綠光兩道,直射人面。清人湯用中《翼駉稗編》卷五“煞神”條說得最為確鑿,說常州喪俗,人死殮時要以瓦罐覆地,那瓦罐中就罩著煞神,葬時起棺,請巫師誦咒破罐,則道煞神退去,而煞神“其形如雞”。有一馮氏者新喪,不小心瓦罐被孩子們打破,於是煞神逸走。鄰居有樓,封扃已久,此時忽聞拍翅聲,打開樓門啟視,正見“一雞冠距甚偉,不知從何處來。罩以巨籠,倏失所在。”

陰摩羅鬼——日本鳥山石燕《今昔畫圖續百鬼》)

說到此處,我們就可以看看東漢王充《論衡·訂鬼》中的一段話了:

俗間家人且兇,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

“家人且兇”,即言人家有病重危殆之人即將斷氣,而此時將要出現異物。這裏雖然沒有說到“煞鬼”,但其鬼之形“若鳥之狀”,卻與後世煞鬼似禽之說相應。[1]也許我們就可以就此推測,在三國之前的東漢,可能已經有了煞殃之說的前兆了。可是把避煞之俗向前推上一二百年,也於中華文明無大光可增,所以現在大家關心的問題所在,似乎不是避煞究竟起於何時,而是民間為什麽會出現這樣一個與中國禮教相悖逆的喪俗,人們為什麽要避煞,所避之煞究竟是什麽東西,為什麽這些煞鬼往往被人認作禽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