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們

一

過去讀書人家裏常能看到漁樵閑話或松蔭清隱之類的中堂，大大方方地掛在客廳裏，昭示著房主人的某種崇尚或志趣。在強調個人社會責任的儒家社會，隱逸卻得到世俗如此尊崇，確是一個頗為奇特的現象。

隱士們幾千年來享有榮譽，溢美之詞充斥在歷代文集。說他們“輕天下、細萬物”，“玉輝冰潔，川亭嶽峙”，“輕生重道，世間稀出”。在傳記作者或崇拜者的筆下，他們德行純粹，一塵不染；他們眼光高遠，洞察世事；他們特立獨行，淡泊瀟灑，睥睨權貴，糞土王侯；他們穴居野外，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由於遠離世俗，有關記載就比較簡略，他們的事跡就有些恍兮惚兮。傳說有人能參透生死，未蔔先知，甚至說能“吸風飲露，遊乎四海之外”。這就有點非常人之可想象，可存而不論了。

二

隱與仕是相對的概念。嚴格意義上的隱士，應該是出現在知識分子被作為官僚機器理所當然的人才來源之後。戰國之前，世官世祿，平民沒有途徑入仕。及至後來讀書才成為仕進之途，讀書有成的人一般來說大大小小都能謀個官位。

偏偏有些人，可以做官而不做，可以居高臨下而不願，可以吃俸祿而不吃，就有點不同尋常。

事實上，更多人的隱，是不得已的選擇。

傳統中國可供讀書人選擇的社會姿態非常有限。仕幾乎是每個人都要擠的獨木橋。從理論上講，儒家的入世觀使中國知識分子“任重而道遠”，但實際上，知識分子是承擔不起這副重擔的。讀書人的本性其實不適於做官。四書五經教給了他們一套看起來盡善盡美的大道理，而實際上卻空疏無用，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實用的技術性訓練，他們眼界極高，能力極低。讓這樣一批人去和社會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千機百巧的人物打交道，讓他們去揣摸上司心事擺平各方土地，他們實在力不從心。讓他們做官，實在是趕鴨子上架。

幸好還有一條途徑是隱。

仕和隱這兩種姿態都是漂亮的，出仕者對社會、對家族、對祖先、對後代、對自己，都算有了一個圓滿的交代，而隱逸，則是立足於對以上名位利祿的不屑一顧（不管是真誠的還是違心的），立足於對功名利祿的副作用的清醒認識並且做出了防範（不管是真清醒還是附庸清醒）。所以理論上講，隱逸是一種起點更高的選擇，是一種有著許多光輝的典範事業，是歸依在唯一能與儒教遙遙相峙的另一巍峨的文化高地——老莊之下的，因而是一種更為瀟灑的姿態，至於這種姿態的背後是否有著某種難言之隱，某種打腫臉充胖子，某種苦苦支撐故作姿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個恥感文化的社會裏，這種姿態可以優雅地面對社會。

除了仕與隱，本也可以有其他現實的選擇，比如“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比如潛心學術，比如潛心藝術，甚至可以去做師爺，做商賈。學術上或科學藝術上的成功，因為往往換不來紫金魚袋，換不來父母封誥，所以也就得不到社會的承認，所以讀書人就往往放不下面皮。做這樣的選擇，需要跨越巨大的心理障礙。那些跨過這道坎的，往往人格異常強健，他們是真正的傑出人士。

三

中國文化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對人格標準的設定極高，人格範式的設計過於追求完美。一個人究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張揚到什麽程度？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我，提高自我，改變自我？人能夠在他的生命中實現多大跨度的超越？這是人類面對的永恒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人做出了悲壯的英雄式的選擇，無論儒道，都把天人合一的十足完美作為現世的標準，以此來要求自己。儒家的人格設計方案是內聖外王，即在內在精神方面，通過勤學苦修，認識天理，滅去人欲，達到或接近聖人的精神修養。聖人是什麽狀態呢？據說聖人是“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聖人得了天道，因此一舉一動無不恰到好處，一言一行放諸四海而皆準，一貫正確，永遠正確。這樣完善的內在的修養功夫施之於外物，就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就必須立德立功立言，澄清天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樸。

要實現這樣至高的人格理想，你就得用各種各樣嚴苛的道德規範來約束自己，時時刻刻扼殺“人欲”，分分秒秒檢查自己的精神活動。你要“日三省吾身”，要“慎獨”，要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要“戰戰兢兢，嚴恭寅畏，弗懈益虔”，你活得太累了。你被罪惡感和焦慮情緒所控制，腎上腺素過量分泌，植物神經趨於紊亂，可你還是成不了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