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勇到優雅：滿族漢化史（第5/21頁）

也許是因為聆聽了大汗的預言，也許是因為鮮卑人和金人的悲慘經歷使蒙古人深為警惕，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堅定的拒絕漢化的傾向。最開始，他們甚至計劃把所占領的漢地上的漢人全部殺光，莊稼全部踏毀，把遼闊的中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一片草原，用來放牧蒙古馬。幸虧耶律楚材苦苦勸諫，蒙古人才放棄了這個可怕的想法，然而，他們還是借鑒了金人的教訓，他們不學習漢語，不穿漢族服裝，甚至不娶漢族女子。元代諸帝，除最末二帝外，漢語水平都非常差。貴族之中，懂得漢文的，也是鳳毛麟角。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做官，寫“七”字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而連續兩個蒙古皇帝把自己的弟弟立為自己的“太子”，還有一個皇帝把本來應該封為“皇太後”的母親硬要封為“太皇太後”，都引來漢人的訕笑。

草原民族矯枉過正，又犯了第二個錯誤。他們沒有認識到，導致草原民族統治失敗的是進取精神的喪失，而不是因為借鑒了漢人的統治技術。事實證明，在治理漢地的過程中，漢人積累了幾千年的統治經驗是不可或缺的。元帝國的統治者始終堅持草原本位和“蒙古舊制”，不能擺脫遊牧貴族的行政傳統。在他們的統治下，元帝國治理技術過於粗放，內部紛爭嚴重，政治秩序混亂，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帝國運轉效率低下。這一切，都注定這個帝國享年不永。

更為不幸的是，雖然拒絕了漢語和漢服，蒙古人卻無法拒絕漢族人提供的溫柔甘美的物質享受。漢人們用幾千年的時間發展出來的享受生活的技巧輕而易舉地征服了這些來自草原的大老粗。他們沉溺於烈酒女人和南中國進貢來的種種精巧“玩意兒”，甚於任何一個異族統治者。因此，不可避免地，中國的最後一批成吉思汗後裔們在生活方式上還是完全中原化了。蒙古人不知道，真正的漢化也許並不決定於語言和衣冠的改變，而是精神內核的轉型。那些胸懷征服全世界的雄心的蒙古開國者的後代們生命力孱弱到這樣的程度：“他們被宮廷生活和過度的驕奢淫逸所腐蝕，被一群親信、貴婦、文人學士和官僚們簇擁著，與外界隔離。於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盡。歷史上最令人震驚的征服者的子孫們已經退化到軟弱無能、畏畏縮縮、優柔寡斷的地步，當災難臨頭時，只會悲傷。”最後一個蒙古皇帝妥歡帖木兒是一個軟弱無能的統治者，他的猶豫和遲鈍導致帝國在混亂中越陷越深，最終，他帶領部下逃回了草原，兩手空空，一臉頹唐。

（五）

就像河流不能擺脫大海的吸引，向日葵不能拒絕太陽的召喚，漢化，對於有機會與中原王朝親密接觸的少數民族來說，是無法抗拒的宿命。這些少數民族通過搶掠的方式進入了漢文化，他們貪婪地把一切吸引人目光的東西裝入自己的口袋。他們不知道，這是一個豪華的陷阱，這些搶劫者最終會被漢文化劫持，最後丟掉自己的一切。

這種宿命是由巨大的文化落差決定的。相對於中原王朝幾千年積累起來的燦爛文化，周圍那些小民族的文化積累顯得過於寒酸單薄了。

首先吸引了那些剽悍騎手的，是漢人的物質文化。在歷史上，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是獨步世界的。因為建立在全世界最嚴密的專制基礎上的強大聚斂能力，一方面使廣大社會底層持續幾千年淪陷在饑餓之中，另一方面給漢族上層社會提供了把物質享受不斷精致化、藝術化的可能，並終於形成了日本人所說的“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

魯迅在《燈下漫筆》中引用一個日本人的話說：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麽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麽地方刮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伐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麽什麽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相比舊中國鐘鳴鼎食的大家族，西方那些滿足於吃吃“蛋黃醬”“大鱘魚”“有雞冠的甲魚湯”的貴族們生活得簡直就像鄉下人。這種中國式的“生活美”不僅僅局限於“滿漢全席”和“房中術”，還包括聽戲、造園、把玩古董和寶石，甚至吟詩作畫。翻開《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洛陽名園記》，中國貴族生活藝術的登峰造極令人嘆為觀止。正是這種“美”，使鮮卑人、女真人、蒙古人陷於其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