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

千年悖論：科舉之路

假設幾千年前，太空中有一架高清晰度的攝像機對準中國，拍攝下幾千年來這片大地上的風雲流變，然後，我們按下錄像機的快放鍵，中國歷史的粗略脈絡就會呈現在我們面前。在這個畫面上，一些近乎規律性的東西反復出現，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皇朝轟轟烈烈地興起，然後又頹然崩潰；可以看到分裂和統一交替出現；還可以看到和平每隔一段時間就被打破，從北部高原湧下遊牧民族的慓悍鐵騎或者是南方平原上興起一群群裹著紅頭巾黃頭巾的手持武器的流民，尖銳地呼喊。

不過，王朝興廢、分裂統一的循環並沒有嚴格的規律性。相比之下，另一種現象，卻以一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的潮汐般的準確周期，反復出現在自隋唐至清共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漫長歲月裏，除了王朝顛覆的大混亂時期，它鐘表一樣精確的頻率很少改變。每隔三年，你會看到在這片廣袤大地的平原和山谷的各個角落裏，都會走出一些手挾書本身穿長袍的人，他們或是步行，或是騎馬，或是乘車，先是匯集在一千多個縣城，經淘汰後，剩下一部分又匯集到十幾個省城，經過類似的篩選，為數更少的剩余者從四面八方風塵仆仆地向著京城長途跋涉，其後，他們匯集到京城一片叫做貢院的整齊而擁擠的建築裏，埋頭在裏面寫著一些什麽。最後，一小部分幸運者被選拔出來，被授予官職，剩下的大部分人風流雲散，回到各自的出發地，等待三年後的又一次聚集。

在歷史那散亂隨意的腳步當中，三年大比的科舉制以它的規整而緊湊的節奏引人注目。在歷史跨入了20世紀的門檻之後，它才終結了前進的姿態。在嶄新的世紀裏，很多舊的東西死去了，人們記憶中保留的是這些事物臨終前衰老而醜陋的面孔，這些長壽的死者沒有得到一個應該有的體面葬禮就被人淡忘了。

一

傳統的中國社會就像一艘體積龐大而設計落後的航船，因為歷經幾千年的使用而殘破不堪。清乾隆年間，一名來中國訪問的英國使臣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駕駛的船長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間內沒有沉沒。”確實，當19世紀末第一批外國人憑借武力登上這艘大船時，中國給他們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亂而沉滯，社會缺乏組織，人們按照千百年來形成的緩慢節奏一成不變地繼續著各自的生活。美國人史密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國人氣質》中記載了一些使他驚訝不已而當時的中國人卻渾然不覺的事例。他說，按理，一串銅錢（這是當時中國的標準貨幣）應當是一百文，但是在十八個省份中，這個標準隨隨便便地變化著，一串錢從九十九、九十六、八十三文（如陜西省府），一直降到直隸省東部的三十三文，人們卻習以為常。銀子買賣中的稱量也是同樣，除非偶然巧合，沒有兩個地方使用同樣的“兩”，隔開幾十裏路，秤的大小就會出現不知不覺的差異，雖然這種情況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不便，但是卻沒有人想到加以統一。他舉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交通。在北京、湖南、四川，他都看到過同樣的被廢棄的公路，幾百年前寬大整齊的石板現在淩亂殘斷，東一塊西一塊地棄置在地上，交通要道現在成了交通障礙。當初修建這些道路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現在卻由於無人管理而被任意毀壞。這位美國牧師深為這種情況感到痛惜，痛惜之余，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人天生缺乏嚴密的組織素質，他們習慣於含混松散的社會狀態；他們雖然為人類貢獻了四大發明，但是他們在社會組織和管理方面的能力，無疑有那麽點差勁。

史密斯的記載很容易引起我們的共鳴，然而，當我們稍微認真地翻閱一下歷史時，我們的視野裏出現了一個鮮明的悖論。科舉制度表現出完整、有序、嚴謹、實用的金屬性質的特征，在整個模糊漶漫的背景下顯得特別醒目。

科舉制度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難得的科學精神。采用什麽方式選拔官吏，在各個時代都曾是一個難題，直到近代，西方社會依然襲用貴族體制。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國人就提出了在全社會範圍內通過統一考試選拔人才這樣宏大的設想，把以往混亂無序的選官手段變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後，西方人才參考這個制度建立了他們的現代文官選拔制度。

從設計原則上看，科舉制遵循著平等競爭的精神，打破了門第出身對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調動起整個社會的精神資源。應該說，作為社會政治領域的一項重大發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相比，它毫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