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件（第4/6頁）

這個朱氏家族的大族長費盡苦心要保住這份苦熬苦掙得來的偌大家業，希望他處心積慮設計的這套政策能確保大明江山永遠穩如磐石，能把社會控制得永遠服服帖帖。這個在鄉野文化氛圍中長起來的皇帝，頭腦裏根本沒有人的尊嚴這一概念，也沒有坦蕩豪放的風度。他有的，只是時時提心吊膽看家守業的頑強本能。為此，他殺光了曾經和他一起浴血奮戰的戰友，又給子孫留下這套看來十分保險的制度。他的目的是把天下人的頭腦也裝進四書五經的保險櫃。從細節上看，這套政策確實顯得挺保險挺精明，但是如果站得遠一點，你就能清楚地看到這套東西的愚笨蠻橫和目光短淺。可是，偏偏是這套東西，居然就牢牢地籠罩了中國五百余年之久。這套制度一經固定，就成為一個強大而蠻橫的存在，難以撼動。有時候，一個人的文化素質可以影響整整一個社會，甚至幾個世代。

從此，五百年間，士子們埋頭於八股文之中，甚至連四書五經都棄置一邊，手段和目的分道揚鑣。清代江西學政汪廷珍回憶他在主持學政時的所見所聞說：“童生中多有文理頗順，問以四書古文，不能記憶；五經、三傳，竟未識面。又有十一二歲童子，五經尚未開卷，而試牘闈墨，成誦已多。”面對這種情況，康熙也自甘承認無可奈何。他毫不隱諱地說：“非不知八股文為無用，特以牢籠人才，舍此莫屬。”

五百年間，面對這個顯而易見的荒謬方案，改革的呼聲稀薄而蒼白。只是在乾隆年間，兵部侍郎舒赫德上表列舉八股文的種種弊端，要求改革。他說：八股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房行卷，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才者二”。奏章送上去了，皇帝按例讓禮部回答，禮部根本沒好好看，一通含混搪塞，這聲不同尋常的呼籲就這樣淹沒在官員們的麻木敷衍之中了。

科舉制度至此已經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四

每年進士及第後，大唐王朝的首都都要舉行“曲江會”。曲江之畔，絲竹喧天，百戲雜陳，人頭攢動。新科進士們一個個容光煥發，揚眉吐氣。“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之家率以其日擇選東床，車馬闐塞，莫可殫述。”這一天，幾乎是全長安的節日。

節日只有一天，其余的日子遠沒有這樣風光耀眼。曲江會的狂歡氣氛再濃，也掩不住無數下第者的落寞空虛。

這個以狂歡來做結尾的過程，一千三百年來帶給人們的歡樂，和它所制造的痛苦相比，顯得那樣的短暫、輕浮，轉瞬即逝。

生在科舉時代的讀書人，當他翻開書本的那一刻起，一種沉重的命運已經強加在他的頭上。他會時時刻刻感到那種彌漫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沉重壓力，那就是功名。選擇了書本其實就是選擇了一場殘酷的賭博，贏了，人生的一切榮譽、榮耀、光輝和絢爛都為你準備好了；輸了，你永遠是一無所有，陪伴著你的，永遠是淒涼冷清。在這場盛大排場的賭博中，絕大多數參與者一敗塗地。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約略的統計。以1850年的清代為例，當時全國的人口為四億四千萬。其中讀書人能有多少呢？如果按一百比一的比例，將是四百四十萬。考慮到中國社會重視對後代的教育的傳統，這個數字也許偏低了，而這一年，通過種種考核，最後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只有二十二萬四千人。在這二十二萬四千人之中，選拔出了四千余名舉人，二百多個進士。中舉的比例是一百比二，而有幸金榜題名的概率是一千比一。也就是說，進入考場的人當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與成功無緣。在這樣的比率下，一個讀書人在他的一生中達到自己目標的機會，像中彩一樣偶然。從概率的角度說，一個人，從他選擇了書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經選擇了失敗。

這樣暗淡的前景竟然絲毫不能影響人們的熱情，只要一有機會，人們就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學堂。因為在這個社會，對大多數人來說，博取功名已經成為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改變自身命運的唯一機會。科舉制在把機會的大門向每個人敞開的同時，卻也封閉了人生的其他可能；這樣一個豁達的開放式結構的制度，最後卻逐漸緊縮成一張無形的巨網，網住了社會，縛住了歷史。

畢竟前景太誘人了，畢竟有許多範進式的中彩者在做著動人的活廣告。還有那麽多的循循善誘。請聽大宋真宗皇帝親自撰寫的勸學文吧：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