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魂牽巴勒斯坦

國家各有特性，正如人各有異。國家對人的情感所產生的作用可謂大相徑庭。有些國家能讓你發跡致富，卻絲毫沒有博得你的喜愛之情。你可能在某個這樣的國家中努力工作賺錢度日，然而一旦等到你可以退休的時候，你將掙得的收入悉數帶走，去往更合乎心意的地方，全然不會對這片為你付出甚多的庸常土地懷有一絲留戀。還有一些國家，並不供你花天酒地，卻徹底地俘獲了你的心，以至於你一到世上其他地方，就感覺自己背井離鄉流落在外。你可能出於經濟壓力被迫離開心愛的故土，或者迫於軍事武力被驅逐而去，但你永遠也不會甘心就此與之分離。在流放之地，你的感情和思維，你的生活和工作，都將會受到一股最重要的激情支配：那就是下定決心，要盡早再次踏上回鄉的道路。為了保險起見，以防自己萬一沒能達成這項心願，你會向你的兒女灌輸那些灼燒於你胸中的情感，會責令他們再繼續灌輸到他們的兒女身上，以期你收復故地的心志能夠薪火不滅、代代相傳，從遭受流放之痛的這代人一直傳到從未見過那心愛故園的後世人。由強烈沖動驅使之下的傳統所塑造出的愛國忠誠，比起故土和切身生活其中的子孫之間那最初的紐帶，似乎還要來得更加強烈。

這樣縛於魔咒之中的國家自然並不多見。在歐洲國家當中，論及產生此等催眠作用方面，大概就屬波蘭和愛爾蘭最近似於巴勒斯坦了。毫無疑問，縱使是最為迷人的祖國，也照樣會有一些人無動於衷。譬如已經成為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的愛爾蘭人、波蘭人或者猶太人，還表現出要親身回歸祖先故裏的願望的，這樣的人少之又少；原先的以色列人也不可能感受到多麽強烈的巴勒斯坦之咒，否則他們也不會變成那“失散的”十個支派(1)了。我們知道，近年來到巴勒斯坦的定居者如今自稱為以色列人，他們不是歷史上的以色列王國的後裔，而是歷史上猶大王國的後裔(2)。自八九千年前文明在傑裏科(3)發端以降，在巴勒斯坦來來去去的民族中，猶大王國的子孫迄今為止一直都是巴勒斯坦之咒最典型的受害者。

就歷史角度而言，身為猶太人意味著追本溯源，是以血統或者領養方式傳承自公元前6世紀為巴比倫帝國締造者尼布甲尼撒所消滅的位於巴勒斯坦的小小猶大王國的子民。但人可以擴大“猶太人”一詞的含義範疇，表示巴勒斯坦任何地區內任何先前居住於斯的人，或者任何先前居住者的後裔，只是他們失去了巴勒斯坦家園卻又不願聽命於此。假如我們同意賦予“猶太人”一詞這麽一層心理含義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如今“猶太人”這一角色在我們眼前轉手易主了。曾經是“猶太人”的那些人，自從接二連三遭到尼布甲尼撒於公元前587年、提圖斯(4)於公元70年和哈德良(5)於公元135年的流放以來，如今已不再是猶太人了。而與此同時，由於被驅逐流放離開故土的經歷再次上演，新的一批猶太人又產生了。

由此已經可以預見，不管是巴勒斯坦地區的現代以色列人，還是西方世界各國境內歷史猶太人的現代“流散者”，都將會隨著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起的以色利國家而逐漸去猶太化。從心理角度上來說，猶太人是先前的巴勒斯坦人，或者是巴勒斯坦人的後裔，他們決心回到巴勒斯坦，但仍無法回去；而如今的以色列人或者如今的“流散者”都不符合這一定義。以色列人之所以不符合，是因為他們已經把回歸故土的希望轉變為現實成就；流散在外的猶太人則是因為他們已經決定不回來，反正都能在他們能力範圍內取得傳統的猶太人的目標了。通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為他們自己獲得一片地方領土，當代的以色列人已經把他們自己從猶太人轉變成了非猶太人。如果今日以色列得以立足生存，那麽無非將是讓世界上百余個目光狹隘的國家又多出一個：新的丹麥或者尼加拉瓜，或者新西蘭，或者柬埔寨。倘若“海外猶太人”得以發展生存，其成員將會成為信奉猶太教的美國、法國、英國或者荷蘭各國的公民，這麽一來和傳統意義上的猶太人可大不相同。如果一個人在背誦著每年的虔誠希望“明年耶路撒冷見”(6)時，心裏卻並不當真，那他怎麽能在心理上保持作為猶太人呢？現今身處西方的任何一個猶太人，只要他想回巴勒斯坦，隨時都可以回去。要是他自己負擔不起路費，還可以得到資助。既然大門終於敞開了，他卻決定不回去，他就和以色列人的做法異曲同工了：他在放棄作為猶太人，正在把自己變成非猶太人。

與此同時，失去巴勒斯坦家園的典型經歷，又在90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難民中創造出了新的一類猶太人。當你問他們：“你們有什麽呼籲和期待？”得到的回答是：“公正。我們已經被非法剝奪了家園、土地和財產，我們在世上唯一能接受就是復國。”復國？從伯利恒附近的拜特薩法費村未陷落的部分看出去，越過帶刺的鐵絲網，眺望另一邊那片淪喪的土地，復國似乎不切實際。這些法律上依然算是村民財產的昔日田地和果園，如今仿佛遠在地球的另一端，與它們的合法所有人之間相隔著整個地球直徑的距離。被侵占的土地現在密密匝匝，布滿的不是大麥、或葡萄藤、或橄欖樹，而是以色列人起居的住宅房屋，給人留下的印象好像火星人入侵我們地球了。從勢不可擋的強權手中收復失地？來自巴勒斯坦以外、個人沒有受到巴勒斯坦之咒影響的旁觀者，假如他在基督教紀元的第二個世紀凝視愛利亞加比多連之際，恐怕也曾以懷疑的態度提出過同樣的問題。愛利亞加比多連是哈德良的非猶太城市，由一支羅馬軍團駐防，供奉異教眾神，就建立在——儼然一片面目可憎的廢墟——大衛王和所羅門王的聖城耶路撒冷的原址之上。“猶太人確實脫離巴比倫之囚回到故土，但羅馬帝國對猶太人這一番斬草除根的行動則無可挽回了，”公元2世紀的觀察者可能這麽評論道。然而，當哈德良在巴勒斯坦“最終”滅絕猶太人過去了一千八百年之後，哈德良所鎮壓的猶太人那些孜孜不倦的後裔再次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個猶太國家。十字軍征服巴勒斯坦以後區區九十年，穆斯林就又贏回了倍受爭議的聖地；因此目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流亡者迄今為止等待了的九年又算什麽呢？我觀察難民中那些女學生的臉龐，她們唱著表明歸還決心、拒絕放棄權益的歌曲，此時我正在見證新一類猶太人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