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越南半壁江山掠影

隨著我們從西貢（念“塞恭”）一路順流而下，大教堂的成雙尖塔一直讓我看得目不轉睛。在河道的每一個彎處，尖塔都沿著地平線移來移去，但總還在視野之中，直到水稻田被未開墾的叢林沼澤取而代之，想必那便是湄公河三角洲最初的自然狀態了。當塔尖最終消失在如屏似障的樹林下方，高台教(1)的聖山——一座內部深逾百千米的孤零零的火山錐，自平原上兀然崛起。這一地標又給我提供了一個作為參照的選擇，直至我們停靠在位於西貢河口的陸岬上，它才消失在暮色中。

在越南的這70個小時可謂是天賜之禮；因為不清楚我們何時能到達，也不知道可能會待多久，所以我事先沒有做任何安排，而我最後實際聯系的，則是來自一場意外的驚喜。“你是外交官嗎？”日本建築師問了起來，我們在新加坡登上法國郵船公司(2)“柬埔寨號”輪船後，我發現自己就坐在此人身邊。“不是，”我笑了，“我是歷史學家。”“我也是哦。”我的法國鄰座說道。“在哪裏高就？”“嗯，越南國立大學。”我們互報家門，我的法國朋友發了封無線電報，若幹小時後，到了西貢，我得到法國文化合作代表團一位代表的迎接，還發覺自己不但成了國立大學的客人，也成了國民政府的客人。幸虧有他們如此般熱情的款待，我才得以充分利用這70小時的時間，拜會一些知名人士，驅車進入了鄉村——一天到西寧的高台教廟宇，另一天到越南羅馬天主教難民營，那些難民都來自北越，共產主義政權控制下的越南半壁江山。

在越南，行人都是把貨物裝在一對貨筐裏，而貨筐又分別懸掛在一根有彈性的木軛兩端，然後保持好平衡挑在肩上的；這一運貨工具為該國的地理結構提供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形象表述。一個貨筐是紅河三角洲（東京(3)），另一個貨筐是湄公河三角洲（交趾支那(4)）。人口多數都集中在這兩大片廣袤的稻田區，不是南圻就是北圻。木軛則代表了二者之間海岸沿線一連串自成一體的小塊平原（安南(5)），亞洲最東南端的山脈在這裏沿著海岸縱貫南北。自從前年印度支那恢復和平之後，北部的三角洲已經被迫讓給了共產主義世界，南部的三角洲被迫交給了我們的世界。正如朝鮮半島、歐洲一樣，對越南而言，分而治之迄今為止固然將世界從核子大戰的陰影下拯救了出來，但卻是當地的悲劇。不過，就像在歐洲那樣，越南目前的分割線契合了自然和歷史兩方面的條件。在歐洲，分界線恰好和查理曼大帝(6)的帝國東部邊境線以及冬季大雪普降導致冰封的最西界限一致。在越南，分割線正巧和熱帶與溫帶之間的氣候分界線以及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間古老的文化邊界重合。

在南越，唯一的季節變更就是雨季和旱季的交替；但北越則像歐洲或者北美那樣，有冬天和夏天，從西藏和雲南的高原吹來的風使得北越的冬天寒風凜冽。所以越南的北方人當初才會幹勁十足，沿著“木軛”篳路藍縷，為越南民族和東亞文明奪得了湄公河三角洲。而今，同樣的幹勁也體現在為了逃離共產主義政權，從北部遷到南方的多達一百萬人的難民身上。這些來自北部的難民大約有三分之二是羅馬天主教徒，在我前去參觀的定居點中所看到的精神面貌著實不同凡響。最龐大的建築是教堂，其次龐大的是學校，再次是絲織廠，這11000人的社區團體如今就通過絲織廠謀得部分生計。他們為求生存、自力更生的意志表露無余。主持工作的能手是堂區神父，堂區所有的教徒會眾之前正是在他的帶領下，離開1200英裏之外的北方家園，長途跋涉來到了這裏。

羅馬天主教會必然為其在越南所成就的業績以及正在付諸實踐的事跡而倍感驕傲，因為在這裏，教會成功地擺脫了自身同西方世界的短暫關聯，重新恢復了它的普世性。它已經變成了跟西歐一樣的現狀：成為本土人民與生俱來的精神傳承的一部分。大多數越南農民普遍信仰的是大乘佛教(7)以及祖宗膜拜。越南過去和中國一樣，由接受過中國經典教育的儒生來治理國家。在東亞包容的環境中，這些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思想體系的信徒和平共存，毫無積怨深仇。

高台教是處於各方影響作用下國家內部各種文化混雜交融的奇特產物。這是一種調和論者的宗教，將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哲學思想（除了中國哲學之外，還有希臘哲學）當作是通往高台教教義這一目標的精神之旅中的各個階段。在組織結構上，其教會進行了模仿：有教皇（當前在柬埔寨流放之中），有一群紅衣主教（其中有一名是女性），而且到去年為止還擁有獨立的軍隊（就像1870年之前的羅馬教廷一樣）。從西貢到西寧（高台教的羅馬）的道路，早就讓格雷厄姆·格林(8)在其所著的《沉靜的美國人》一書中一個令人痛苦的段落為我在地圖上標明清楚了；我們在夜色中駕車返回時，穿行於被越盟遊擊隊炸毀的法國人所建的碉堡之間，我很慶幸自己沒有在越南國民軍重新穩固法律秩序之前的那段時期就試圖展開這趟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