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第三十三（第2/4頁）

傅蘭雅曾對黃炎培說：“我幾十年生活，全靠中國人民養我。我必須想一個辦法報答中國人民。我看，中國學校一種一種都辦起來了。有一種殘疾人最苦，中國還沒有這種學校，就是盲童學校，因此我預命我的兒子專門學習盲童教育，現在他已畢業了，先生能否幫助帶他到中國去辦一盲童學校？”

英國作家毛姆曾講述一外國人亨德森的故事。亨德森剛到上海，拒坐黃包車，蓋其認車夫亦人類一分子，如此苦力服務，有違他關於個人尊嚴的思想。其後因天熱，急於趕路，他偶爾嘗試此種屬於退化之交通工具。當毛姆見到他時，他坐著黃包車，車夫拉他拉得大汗淋漓。當黃包車車夫差點錯過一個拐彎的地方時，亨德森叫起來“在接口拐彎，你這個該死的蠢家夥”，同時為了使他的話更有分量，他往車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腳。

1923年，司徒雷登第一次去東北見張作霖。張作霖聽了司徒雷登的來意後說：“你辦的教育事業本來是應該我們中國人自己做的。現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謝！”當場捐款五千大洋。以後，只要司徒雷登開口，張作霖總是毫不推脫，慷慨出手。張作霖還把兒子張學曾送進了燕京。

在中國的講演中，杜威總想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中國人若想從西方得到啟示，就得從這一點著眼，來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他見到孫中山後，告訴別人：“孫逸仙是位哲學家。”

孫中山曾盛贊鮑羅庭“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人”，去世前還由鮑羅庭與宋慶齡守在床邊，托付了遺囑和致蘇聯的遺書。孫中山彌留之際，還以古代劉備托孤之語，對汪精衛、何香凝說：“要師事鮑顧問。”當時國民黨內便將鮑羅庭稱為“亞父”。

羅素在中國停留了近一年，他帶著對西方工業文明與俄國革命的雙重失望，來中國“探尋一種新的希望”。他注意到中國的貧困，他後來說：“中國只要在改進農業生產技術的同時結合移民和大規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遠消除饑荒的。”他對中國的感情讓人動容。“總的說來，我認為中國人是我遇到過的最優秀的民族之一。”他說，“當中國人以一種沉默的尊嚴冷對白種人的傲慢時，我們西方人應該感到羞愧，因為中國人不願意用以牙還牙的態度貶低自己的身份。”

杜威一度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在上海時，他問一個中國人對日本占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杜威到北京後，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去，他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

泰戈爾訪問中國，使很多中國人以為泰戈爾帶來了救國救民的靈丹妙藥，就連孫中山也認為他是來“開展工作的”。但是泰戈爾一到上海便說：“余只是一詩人。”

泰戈爾離開上海的講演，即其《告別辭》說：“你們一部分的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我從印度帶來提倡精神生活的傳染毒症，怕我動搖你們崇拜金錢與物質的強悍的信仰。我現在可以吩咐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是絕對不會存心與他們作對，我沒有力量來阻礙他們健旺進步的前程……我沒有本領可以阻止你們奔赴熙熙攘攘利來利去的鬧市。”

當蔣介石、馮玉祥先後叛變革命，被解職通緝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庭途經鄭州時，曾對馮玉祥感嘆曰：“蘇聯用了三千余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蕭伯納在香港大學演講中說：如果你們在20歲時不做赤色革命家，那麽在50歲時，將成不可堪的僵石。你們要在20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那麽，你們才得在40歲時，不致有落伍的機會。

1932年1月7日，“史汀生不承認主義”出台。當天，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照會中國和日本政府，稱“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事實上情勢為合法，凡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他代表所訂立的任何條約和協定，足以損害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上的權利，或損及中國主權及領土及行政完整，或違反國際間關於中國的制裁，即通常所謂‘門戶開放’者，美國政府都無意承認”。

畢加索稱張大千為“了不起的天才畫家”，然後拿出用中國毛筆臨摹的五大冊中國畫，畢加索說自己正在學習中國畫法，請張大千指教。待張大千把畫冊全部講解完畢，畢加索認真思索一會兒，盯著張大千的眼睛認真地說：“我最不懂的，就是你們中國人，為什麽要跑到巴黎來學習藝術。不要說法國巴黎沒有藝術，整個西方，白種人都沒有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