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限制宗教政令（第2/4頁）

《舊書·本紀》：會昌五年七月，庚子，敕並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八月，制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三千余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十一月，敕悲田養病坊，緣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取給，兩京量給寺田振濟，諸州府七頃至十頃，各於本管選耆壽一人句當，以充粥料。《新書·食貨志》雲：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通鑒》雲：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僧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禦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此武宗沙汰僧尼、佛寺之大略也。《舊書》紀此事，皆歸咎於趙歸真，《舊紀》：會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五年正月，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以其獨汰佛而不及於道言之，似也。然道非佛比，彭偃則既言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謂武宗以求長生故而不去道則可，謂其汰佛全由道家之媒孽，恐非實錄也。此事在當時，亦為非常之舉，然言其“太暴宜近中”者，一韋博而已。見《新書·本傳》。武宗政固嚴切，然以唐時士夫信佛者之多，事苟違理，豈有舉朝緘口結舌者？是知沙汰僧尼，事不容已，在當時，亦為眾所共喻矣。

矯枉者必過其直，見矯者又必稍復於枉，屢矯屢復，而後終劑於平焉，物之理也。佛教之在中國，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豈其韋博所雲太暴之政，遂能使之一蹶不復振？武宗死而其政即廢，勢也。《通鑒》：宣宗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五年六月，進士孫樵上言：“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兇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跡許修復，繁會之院，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十年十一月，“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大中之政可考見者如此，謂其務反會昌之政得乎？謂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能乎不能乎？然則謂會昌之政之廢，皆出大中君臣之私，亦非實錄也。何也？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勢固然也。

佛教之在中國，取精用弘，故一遭破壞，旋即恢復，他教則不能然矣。此亦見大中之政，非其君臣一二人所能為也。摩尼教之見廢黜，尚在會昌五年（845年）沙汰僧、尼之前。《會昌一品集》卷五有《賜回鶻可汗書意》，曰：“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集至難。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