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食儲、漕運、糴糶（第4/6頁）

倉粟久藏，每至陳腐，故推陳出新亟焉。《舊書·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七月，度支使杜佑奏：“太倉見米八十萬石，貯來十五年，東渭橋米四十五萬，支諸軍皆不悅。今歲豐阜，請權停北河轉運。於濱河州府和糴二百萬石，以救農傷之弊。”乃下百寮議，議者同異不決而止。米藏至十五年，其不紅朽者幾希矣。《高適傳》：適於哥舒翰敗後，謁玄宗陳敗亡之勢，曰：“士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得乎？”意以倉米為惡食，蓋亦久藏致之也。《食貨志》：“開元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饑年振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糙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腳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義倉變造。”義倉變造，弊矣。然裴耀卿議漕事，謂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欲望江南船至河口即卻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並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參看下文。則開元初，諸州縣每三年一度，以義倉之米赴京，亦有所不得已也。要之，既有耕三余一之圖，即宜有推陳出新之計。計不夙定，臨事乃圖補救，則一弊除而一弊復起矣。為義倉計推陳出新，固莫如於奉耕奉耘之時出貸。惜乎能行之者甚少也。

太倉、含嘉倉之貯，全恃東南之轉漕。高祖、太宗之時，歲不過二十萬石。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新書·食貨志》雲：“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陜。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八。故其率一斛得八鬥為成勞。而陸運至陜才三百裏，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656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挽漕舟。挽夫系二 於胸，而繩多絕，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鬥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733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谷踴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陜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輸其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舊書·本紀》：高宗鹹亨三年六月，於洛州柏崖置倉。玄宗開元十年九月，廢河陽柏崖倉。蓋至此復置？又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先是駕至東都，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轉運使，河口置輸場。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縣。又遣使張九齡於許、豫、陳、亳等州置水屯。鑿山十八裏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舊志》雲：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裏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

腳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鬥錢運鬥米，其縻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才百萬石。二十五年（737年），遂罷北運。《舊書·本紀》：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罷江淮運，停河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陜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余，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741年），陜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為挽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浐，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陜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 以歌之。成甫又廣為之歌辭十闋。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余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眾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案唐代漕運之盛，實恃隋時所開水路。史家侈言水運之便，而民間仍有用鬥錢運鬥米之言，蓋窟穴其中，倚為利藪者眾也？陸運之勞民，自更不待論。《舊書·高宗紀》：總章二年十一月，發九州人夫轉發太原倉米粟入京。即此一事，可以想見其概。帝王所居之處，用度因之奢廣，又存一強幹弱枝之心，遂至竭天下之力以奉之，雖轉輸之費，倍蓰於生之之費而不恤，其事殊不可恕。而如韋堅等之長君之惡，其罪更不容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