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食儲、漕運、糴糶（第3/6頁）
之處如此，即有倉之處，亦豈能遍及哉？義倉之設，其利蓋非淺鮮。然其行之亦不能無弊。《舊書·食貨志》：“長慶四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句當。苟為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又《宣宗紀》：大中六年四月，敕常平義倉斛，每年檢勘，實水旱災沴處，錄事參軍先勘人戶多少支給。先貧下戶，富戶不在支給之限。觀此二事，而當時官吏豪強，互相勾結，以侵削貧下之情形可見矣。此官為舉掌所必不能免之弊也。
唐世振貸，京師多用太倉粟，東都則用含嘉倉。《舊書·高宗紀》：永徽六年八月，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京師東西二市置常平倉。永隆元年十一月，洛州饑，減價官糶，以救饑人。《玄宗紀》：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是歲，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詔出太倉粟二百萬石給之。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十三載（734年），是秋霖雨，積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頹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代宗紀》：大歷四年八月丙申朔，自夏四月連雨至此月，《五行志》雲至九月。京城米鬥八百文。官出米二萬石，減估而糶，以惠貧民。《五行志》雲：官出太倉米賤糶。又雲：五年（770年）夏，復大雨。京城饑，出太倉米減價以救之。《德宗紀》：貞元十四年十月癸酉，以歲兇谷貴，出太倉粟三十萬石開場糶以惠民。十二月癸酉，出東都含嘉倉粟七萬石開場糶，以惠河南饑民。《食貨志》雲：是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糶。九月，以歲饑，出太倉粟三十萬石出糶。冬，河南府谷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十五年二月，出太倉粟十八萬石糶於京畿諸縣。《食貨志》同。《憲宗紀》：元和九年二月，詔以歲饑，放關內元和八年（813年）已前逋租錢粟，振常平、義倉粟三十萬石。五月，旱，谷貴，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以惠饑民。《食貨志》雲：並振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征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紀》又雲：十二年四月，出太倉粟二十五萬石糶於西京，以惠饑民。《食貨志》同。《敬宗紀》：長慶四年二月，以米貴，出太倉粟四十萬石，於兩市賤糶，以惠貧民。《食貨志》雲：敕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皆京都振貸之事也。其諸州振貸，多用常平、義倉，即京畿亦有然者。《食貨志》：元和十二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府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鬥，據所損多少，量事振給。《穆宗紀》：長慶二年十月，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所在米價，不免踴貴，宜委淮南、浙西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當道有水旱處，取常平、義倉斛鬥，據時估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文宗紀》：大和六年正月，詔自去冬已來，逾月雨雪，寒風尤甚。應京畿諸縣，宜令以常平、義倉斛鬥振恤。二月，蘇、湖二州水，振米二十二萬石，以本州常平、義倉斛鬥給。七年正月，詔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京兆府振粟十萬石，河南府、河中府、絳州各賜七萬石，同、華、陜、虢、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開成三年正月，詔去秋蝗蟲害稼處放逋賦，仍以本處常平倉振貸，是其事也。《高宗紀》：永徽二年正月，詔去歲關輔之地，頗弊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今東作方始，其遭蟲水處，有貧乏者，得以正、義倉振貸。振貸兼用正倉見於《紀》者，惟此一詔而已。《玄宗紀》：開元十五年（727年），是秋，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饑，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以振給之；則災區廣，並非當地倉儲所能給矣。以常平、義倉振貸者，旋或免之。如《憲宗紀》：元和六年二月，以京畿民貧，貸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諸道州府，依此振貸。十月，詔今春所貸義倉粟，方屬歲饑，容至豐熟歲送納。七年二月，
詔以去秋旱歉，振京畿粟三十萬石。其元和六年（811年）春振貸百姓粟二十四萬石，並宜放免是也。亦見《食貨志》。此固為寬政，然常平本錢，不宜耗散，實不可以充振，蓋因義倉不給，不得已而用之，又不得已，乃並免其征償也。
雖有義倉，益以常平，猶不足以蘇民困，谷價自亦不能平，故通商仍為最亟。《通鑒》：元和三年七月，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直旱饑，谷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鬥二百，商旅輻湊，《新書》本傳曰：商以米坌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兇歲不抑谷價，後此夫人知之，實坦發之也。胡三省說。《舊書·崔倰傳》：附《崔祐甫傳》後。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倰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糶，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賈通流。《新書·王播傳》：關中饑，諸鎮或閉糶，播以為言，三輔不乏。《通鑒》：穆宗長慶三年（823年）《考異》引《柳氏敘訓》，謂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於武昌，為津吏所遏，不得出。”公綽召軍吏擒之。破其十二柩，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為神明之政。謂“閉糶非美事，今不取”。觀此數事，知當時遏糴者甚多。蓋緣俗吏無識，又時無通盤籌畫之政，遂皆苟顧目前也。《新書·王播傳》：播弟起，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踴，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余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置於法。由是 積鹹出，民賴以生。《舊五代史·唐莊宗紀》：同光四年正月，應京畿內人戶有停貯斛鬥者，並令減價出糶。如不遵行，當令檢括。此等刑驅勢迫，究非善策也。《通鑒》：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谷，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三年七月，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鬥而北。帝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周祖武夫，然文臣之識出其下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