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後帝國時代：垮塌的權力三腳架（第3/4頁）

官員之間的黨爭並沒有發展到朝堂上的短兵相接，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利用“京察”的機會互相攻擊。明代的官吏考核有兩種制度：“京察”和“外察”。“京察”每六年施行一次，考查對象是在京任職的官員；“外察”每三年施行一次，考核對象是在地方任職的官吏。

“京察”不是隨便走過場的幹部考核，因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書之首的吏部尚書。如果一個官員在“京察”中出了問題，那麽他的仕途就算走到了盡頭。

萬歷皇帝雖然在立儲問題上一拖再拖，可最後還是做出了妥協和讓步。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皇長子朱常洛被冊立為太子。這時候，他已經年滿二十歲。“國本之爭”雖然有了一個形式上的結果，可是在這漫長的鬥爭過程中，帝國權力系統所遭受的破壞是無法計量的。

帝國雖然有了名義上的太子，可是在萬歷皇帝的心中，他卻並不認同這個太子。正因為內心的不認同，所以他對朱常洛的態度也非常冷淡。加上這時候外朝內廷不斷有流言傳出，皇帝早晚會廢了太子，再立皇三子福王朱常洵。在這種局面下，太子朱常洛和他身邊的人都不免陷入一種焦慮的狀態。

所有人都不看好朱常洛這個太子，連他自己都對未知的明天充滿了懷疑。他無法安心待在東宮做一個享受型的宅男，無法安心等待皇權易手的那一刻。

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年底，皇長孫朱由校（後來的天啟皇帝）降臨人世。朱由校的降生並沒有為這個步履沉重的帝國帶來多少活力，反而讓那些言官們又找到了一個更好的炒作話題。

皇長孫朱由校的出生，並沒有讓萬歷皇帝對太子的態度有所改變。不僅沒有改變，萬歷皇帝還把施予太子的冷漠又復制了一份送給皇長孫朱由校。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一位禦史上奏“皇長孫年已十齡，未聞出閣，豈成燕翼之深謀？”就是說，皇孫朱由校已經年滿十歲，可還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宮廷教育，將來怎麽能夠擔當大任。這份奏章一直被萬歷帝皇帝“留中”，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這難免會讓那些帝國官員浮想聯翩，畢竟太子朱常洛當年也有過同樣的人生際遇。

萬歷十八年（1509年）年初，當時還不是太子的朱常洛已經八歲，已經過了正式入學讀書的年齡。迫於朝臣們的壓力，首輔申時行等四位大學士集體向萬歷皇帝請願，提出“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

朱常洛的出閣讀書涉及一系列問題，必須要確認他的太子身份。萬歷皇帝寧可拖著耽誤皇子的教育，也不願意把冊立太子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太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歷代統治者無不重視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並慎重選擇皇子的講官和近侍，盡心培養帝國的接班人。

在太子的教育問題上，明朝雖然制定了皇太子出閣講學的禮儀程序，卻沒有規定皇子入學接受啟蒙教育的時間，也沒有確立對未冊封為皇太子的皇位繼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權利和規範。

當時的皇家教育(尤其是東宮教育)是建立在冊封基礎上的，沒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順，雖貴為皇子，卻因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連最起碼的基礎教育也難以進行。

朱常洛的教育問題一拖再拖，主要是因為太子身份始終沒有落實。萬歷皇帝的冷漠態度，使得朱常洛受冊封為太子後，也沒有得到一個太子應該得到的受教育機會。

由於萬歷皇帝在位的時間過久，不僅耽誤了太子朱常洛的教育時機，甚至連皇長孫朱由校的教育也受到了影響。

幼年的天啟皇帝朱由校從來就沒有跟著真正的文臣儒生讀過書，他的所謂的啟蒙老師不過是東宮裏有些文化底子的太監。他長至十七歲仍不能出閣講學，接受正規的皇室教育。天啟皇帝就是在這樣一種教育環境下成了明朝歷史上僅有的不親史書、沒有受過正統儒家精英教育、沒有接受過詩書文化熏陶，大字不識幾個的半文盲皇帝。

更重要的是他的啟蒙教師都是些沒有文化素養的太監和宮女，他們的價值觀、世界觀與儒家的正統教育是相背離的，他們將人性中黑暗的一面都投射在了小主人的身上。

正規教育的缺失，使得天啟皇帝在成人後表現出偏執、乖張的性格特征。

從小沒有人督促他讀書學習，正好養成了他“不好靜坐讀書”的性情。這種性情的另一面就是好動，喜歡瘋狂與熱鬧。太子受教育的年齡越大，可塑性就越差，對宦官內侍的心理依賴就會越強，他們“昌齡日茂，未離阿保，講讀未就，冠婚已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