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沈萬三的富貴論（第4/6頁）

《弘治吳江志》中記載：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沈家姻親、戶部左侍郎的莫禮回鄉省親，特地到周莊沈家拜訪，見到“其家屏去金銀器皿，以刻絲作鋪筵，設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設羊脂玉二枚，長尺余，闊寸許，中有溝道，所以置箸，否則箸汙刻絲作故也。行酒用白瑪瑙盤，其班紋及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謂之五猿爭果，以為至寶。”莫禮看到沈家姻親大肆鋪張地款待自己，已感覺到撲面而來的風險。“嗚乎，一釵七十萬錢，前輩以為妖物，與禍相隨。今觀沈氏之富，豈止一釵七十萬而已哉！其受禍宜也。”

在這裏，需要交代一下莫禮返鄉探親時的歷史背景。這一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藍黨案”的高潮，三月間潭王朱梓因嶽父於琥陷入黨禍，朱梓和王妃於氏竟然嚇得自焚而死。閏四月，被朱元璋稱為“朕之蕭何”的韓國公李善長也被下獄，不久同一批功臣被處死，全家籍沒。莫禮正是在這樣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政治背景下請假回鄉作短期逗留的。他在回鄉期間寫下《歸吳江省親》一詩，詩雲：“不才竊祿意拳拳，暫得承恩下日邊。報國慚無經濟策，思親正是別離年。千金難買身長健，五福無如壽最先。一笑歸來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團圓。”在朱元璋的時代裏為官是一件高風險的事，能夠全身而退就已經是天大的福分。和莫禮一道回家的侄兒莫轅也寫下一副對聯：“世路風波今暫息，驚心猶覺骨毛寒。”

沈家姻親如此如此高規格地款待在京師任高官的貴戚，讓莫氏叔侄回鄉之旅驚心不已。沈萬三的後人並沒有吸取前人的教訓，還是希望能夠用財富溝通權力。可是官員的處境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財富於他們而言，只能是讓他們心驚肉跳的麻煩與負擔而已。

在家國一體化的政治藍圖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況是受到嚴格控制的財富。財富通常是按照國家的設想產生，掌握在國家的手中才是安全的；與之相反，如果財富通過國家規劃之外的方法產生，掌握在民間的手中，就會被視為是危險的。對於農耕社會的普通人而言，官家利用制度為每個人設計好了財富旅途甚至人生旅途，那些超越制度，通過非農手段取得暴利的百姓就會被視為異類。

事實上，古代官家對財富的壟斷往往造成“國富民窮”，即使是那些貼金掛銀的所謂盛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貧困的。於是才有了元朝詩人張養浩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聲嘆息。

沈萬三成為朱元璋抑商政策的第一個犧牲品，而官家與商人之間的利益博弈永遠不會結束。《明史?紀綱傳》中記載：朱元璋駕崩後，燕王朱棣從北京舉兵一直打到南京，奪位登基，是為明成祖。紀綱是朱棣的心腹官員，擔任特務機構錦衣衛的指揮使，這個人非常善於斂財，曾經構陷上百個富豪之家，將其資產全部抄收。當時，沈家財富已經被朱元璋抄沒，不過還有一點家底留存。沈萬三的兒子沈文度匍匐於地上，爬著去求見紀綱，進獻了黃金、龍角等珍貴之物，懇求當他的門下之客，年年供奉，歲歲孝敬。紀綱就派沈文度幫他尋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這棵“大樹”之後終於“重振家門”，沈文度將搜刮來的金錢與紀綱五五分賬。

盡管如此，沈萬三的後人依然難以逃脫財富帶來的命運之劫，兩個孫子沈至、沈莊因為田賦糾紛而惹上官司，被打入大牢，沈莊當年就死於獄中。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被牽連到一樁謀反案中，顧學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淩遲”，80余人被殺，沒收田地。

一個時代或國家，商人階層的地位高低如何，有一個現象可以說明：那就是商人與官員在一起的時候，是站著的，還是坐著的，或是“跪”著的。從沈萬三的“犒勞三軍”，到沈文度的“蒲伏見綱”，明初商人地位的演變，由此可見一斑。當帝國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著去見一個新晉權貴的時候，那麽商人和商業的政治尊嚴已無從談起。套用《金瓶梅》中的一句話“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作為權力最親密的戰友和寵兒，沈萬三的財富來自於權力的庇護，同樣又失之於權力的毀滅性打擊。

讓朱元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國在他身後竟然會“墮落”成為一個城市商業社會。由於官家對商業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經濟不僅僅在城市和鄉鎮擴張，同時也蔓延到鄉村。白銀成為晚明時期的關鍵詞，幾乎成為一切經濟活動的潤滑油和助燃劑，使得龐大的農業帝國內出現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商品社會。商業社會的崛起，使得千年傳承的“士農工商”階層排序被打破，向來被鄙視的“逐利之徒”華麗轉型成為社會生活的掌控者，他們消費著最奢侈的物品，賺取著最豐厚的財富，同時不停地洗刷著人們的道德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