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沈萬三的富貴論（第3/6頁）

每次王朝更叠，新的建政者都會吸取前朝敗亡的經驗教訓。朱元璋對元朝不足百年就迅速敗亡的歷史現實也同樣做出總結：“元氏閽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也就是說，蒙元帝國之所以走到中央集權渙散的境地，是因為民間的勢力過於強大，才導致了天下禍亂。這也是為什麽朱元璋在聽到沈萬三要犒勞三軍後會勃然大怒的主要原因，一個商人居然想要犒勞三軍，這讓自己這個皇帝的臉該往哪裏擱？

與中國歷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從底層打拼上來，吃了太多的苦，更見識過太多的社會黑暗面，這或許成為他日後改造社會的強大決心所在。作為來自民間草根階層，朱元璋對商人有著天生的敵意。他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仇富、最歧視商人的皇帝，沒有之一。

朱元璋不僅沒有賦予商人某種特權，甚至通過一些不合常理的制度來限制和束縛他們的自由。比如在生活方面，朱元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可是他並有考慮到，無利可圖的農民即使有權利穿高档服裝，也根本穿不起；而商人能夠穿得起，卻沒有穿的權利，他們也只好將綾羅綢緞爛在自家的箱底。不僅如此，商人在科舉和仕途上，也受到了種種限制。

在朱元璋的潛意識裏，只有那些實實在在生產糧食和棉花的勞動才算是真正的勞動，而那些商人們整天只知道耍些坑蒙拐騙的卑劣手段去謀取暴利，卻從不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去生產任何產品。他們依靠財富過著揮霍無度的生活，他們是社會的寄生蟲，是造成社會分配不公的根本所在，是社會穩壓器上最危險的隱患所在。

朱元璋的邏輯來自於小農的利益計算方式，簡單而現實，他認為：沈萬三既然有養活軍隊的龐大財力，那麽他就有發動叛亂的可能性，即使沒有叛亂的現實行為，也應該將其列為打擊的對象或者平滅的亂民。

如果我們把朱元璋的帝國戰略分為左右手，那麽他在運用左手打擊貪官汙吏的同時，右手則用來打擊富商和地主。朱元璋並不建立一個均貧富的新世界，可是他也不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帝國出現貧富兩極分化。那樣的話，就意味著大量的農民將會被財富者趕出土地，農民則會轉變為對社會波動具有狂熱追求的流民。曾經顛沛於江湖之上的朱元璋就是一個流民，對此他是再熟悉不過了。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將江南14萬戶民眾遷到他的老家安徽鳳陽，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地方的富商地主。史料記載，三吳地區的豪族大姓在離開故土後就成了離水之魚，辛辛苦苦攢起來的資產也流失殆盡。在數年之內，這些離鄉背井之人或死或遷，無一存者。他們留戀曾經的富足生活，常常扮成乞丐回鄉掃墓探親，沿途唱著他們自編的鳳陽花鼓：“家住廬州並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之後，朱元璋又先後兩次，將天下將近7萬戶富商遷居到南京，這幾乎是對商人階層又一次傷筋動骨的打擊。明初名臣方孝孺對此做出評論：“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對於商人階層采取“先用之，後棄之”的使用策略，朱元璋並不是歷史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人。這種對待商人的態度，可以說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通之處。朱元璋有一段話講得非常明白，他說：“以前漢高祖劉邦把天下富商都遷到關中，我一開始還覺得不可取，可是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須要這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當剪滅豪族成為帝國的財富戰略之後，沈萬三也就此走到了命運的終點。在此之前，他已經從朱元璋的一系列鐵血政策嗅到了撲面而來的風險氣息。為免樹大招風，沈萬三主動將偌大的家族資產一分為四。沈家有人被舉薦到京師為官，沈萬三總會找各種理由推辭：“臣等田地家財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賜俸，難以消受，敢辭。”沈萬三希望用財富為當權者分憂解難，也借此利用皇權為自己的財富之路保駕護航。可是他哪裏曉得，他的這種做法，不但沒有博得朱元璋的歡心，反而適得其反。當沈萬三進一步進貢龍角、白金二千錠、黃金二百斤、甲士十人、良馬十匹，並在南京城內投資興建廊廡酒樓時，朱元璋徹底憤怒了：“匹夫犒天下之軍，亂民也，宜誅之！”

財富散發出來的光芒是朱元璋這個帝國的當權者無法容忍的，任何時候，壟斷都是要付出代價的，無論是權力的壟斷，還是財富的壟斷，高利潤往往會伴隨著高風險。沈萬三被安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充軍雲南。沈家的財富並沒有隨著沈萬三的倒下，而全盤盡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