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資源假定”（第4/12頁）

勒接。官員有了虧空，在他卸職離任的時候，本來是無法交待過去的，但是接任者為了能夠順利得到實缺，往往願意承受他的虧空，答應代為賠償，以便早日上任，至於以後能否賠補就管不了那麽多了。有的人不願接受虧空，拒絕給前任調補虧空，這時上司就會出面，強迫新任接受，以免暴露出去，成為他的政績汙點。比如說道光年間，河南永城令沈玉墀接受前任的虧欠銀三萬兩，到任只有一年多的時間，自己又虧空了三萬兩，這樣前後算下來光是虧空就高達六萬兩。

這樣一任知府幹下來，撈取個十萬兩銀子應該不是什麽太難的事。

以上提到的只是地方官的所謂灰色收入，至於貪汙、勒索，賄賂大撈外快，其收入更是難以計算。在這裏，所謂清官與貪官，也只是相對而言。在這種情況，統治集團不得不采取變通的辦法，逐步降低合法與非法，廉潔與腐敗的標準，將一部分非法視為合法，將不算太嚴重的腐敗視為廉潔。

康熙說過，“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如州縣官只取一分此外不收，便是好官。”這就等於是放寬了廉吏的底線，只取一分此外不收。在這裏一分的標準到底是多少？無人給出界定。清人馮桂芬分析得就更加直白，他認為當時官吏廉與不廉的區別僅僅在於“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陋規雖然說不是法定的，但它已經形成了規範，被人們所接受，可以說它是不成文的官場規則。

它同時還是一種既成事實，無論是送禮者，還是受禮者，基本上都是受之當然，心安理得。反倒那些不送不受的人，倒成了世俗人眼中的二愣子。陋規中金錢財物的交往，基本上都是大官吞噬小官贓物，官吏壓榨百姓血汗，是利益集團成員在其俸祿、賦役之外的貪婪追求。需要指出的是，下級對上司的敬奉，它的來源主要是正額賦役外由橫征暴斂得來的灰色收入，所以對稅民的敲榨勒索，是維護這些陋規的前提條件。

由於封建官場呈金字塔，每上升一級都非常困難，因此下級獲得升遷或保位就必須博得上級的歡心。在古代官場，官員提拔缺乏客觀標準，下級向上級行賄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選，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同樣金字塔式的貪腐生態系統、一條食物鏈：官員不貪腐就無法行賄，不行賄就無法保位或升遷，每一級官員都是其下級的受賄者，是其上級的行賄者，而真正清廉的官員就必然鳳毛麟角。

換句話講，如果一個官員想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遷，他就必須參與到這個貪腐集體中，否則作為異己就無法存活於這條食物鏈中，因為他的上級和同僚會擔心他有可能揭發。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甘肅通省官員上下串通，連堂堂一國之君都敢忽悠，竟然長期作弊而沒有被發覺。王亶望還因收捐監生工作幹得出色，每年替國家省去白銀一百幾十萬兩，受到皇帝的嘉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被調任浙江巡撫（省長），不降反升。王亶望在甘肅地界上的錢撈足了，還得到了升遷。真是越貪越旺，越貪越升。

接替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也不甘落後，前任的榜樣力量是無窮的。他繼承並發展了前任的實踐經驗，他統一規定報捐時，各州縣每人折收白銀五十五兩，除辦公費四兩外，再加二兩所謂的“心紅紙張”費。據不完全統計，在王亶望、王廷贊先後主持甘肅捐監的六年時間裏，每年報捐人數約在四萬上下。這一點連乾隆皇帝也嘆為觀止，他在事後總結道“歷年所捐監生不下數十萬”。如果以每名五十五兩計，共折收捐監銀兩在一千三百萬兩以上。這筆巨款中，確實有一小部分采買糧食以為賑災之用，但大部分則源源不斷地流進了大大小小官員的腰包，其數目不會少於白銀一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每年財政總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惡政就像魚在吞吃大船，大船雖大，也架不住群魚四下來攻，最後落得千瘡百孔。

巡撫閔鶚元的弟弟閔鶴元當時在甘肅做知縣，閔鶚元曾去信告誡，讓他不要身陷其中。作為這條權力食物鏈上的一環，是很難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其實知曉內情的又何止一個閔鶚元，京中戶部的那些大老爺們不斷收到王亶望之流的豐厚饋禮，也不會全無所知。但內外大臣都無視乾隆皇帝的聖旨，竟無一人站出來檢舉。就連乾隆皇帝也在事後說，他也“早有風聞”，“遲回未發者已二三年矣”。

如果乾隆說的是實話，那麽王亶望貪汙敗露前二三年，可以說已是天下盡人皆知，當然也包括乾隆。也就是說，在對待這件事上，連心知肚明的皇帝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也就難怪閔鶚元等人庇護自己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