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資源假定”（第3/12頁）

在這個案子中，地方各級官員幾乎傾巢而出參與到這場權力分肥中，他們之所以敢如此置皇權國法於不顧，在很大程度上和當時的權力監督機制的荒廢有著很大的關系。努爾哈赤的子孫入關後，為了加強皇權專制，恨不得將阻礙皇權強化的因素都清除幹凈。這樣一來，科道官的監察權日漸削弱。

科道官在明朝時期又叫言官，他們由監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給事中和監督地方的禦史組成。這些官員雖然級別不高，若論品級，很多人只是七品的芝麻小官。別看他們的級別小，可權力卻並不小，他們有權監督正二品的尚書。這主要是因為科道官在官家權力系統中的設置相對獨立。戶部尚書級別夠高了吧？可負責監督戶部的戶科給事中根本不怕他，因為他與戶部之間沒有任何的隸屬關系。

為防止科道官權力過大，雍正時期更是將六科給事中都並入了都察院。這樣就等於是剝奪了六科的職權，自然也就削弱了六科對六部官吏的行政監督權。就像乾隆年間的太仆寺卿戴璐在《藤蔭雜記》中所說，雍正之後的六科是：“吏科官，戶科飯，兵科紙，工科炭，刑科皂隸，禮科看。”正是由於科道官職能的不斷弱化，才導致了監察機關在監督各級行政機關權力上形同虛設。在中央，那些占據重要部門的實權派人物以滿人居多，而這些人大多數是皇帝的親屬或者寵臣。科道官們想巴結還巴結不過來，又怎會對其貪贓不法之事予以監督？處於權力鏈條最上端的京官就這樣失去了有效的監督，由於權力的連鎖反應，那些地方各級官吏也跟著雞犬升天，參與到這場權力分肥的大戲中來。

此股風氣一開，整個甘肅地界的權力食物鏈，每一個等級都在上演著同樣的獵食方式。

原任平番縣知縣何汝南，在主持本縣辦災兩年間，浮開（以非法手段征收）賑銀六萬余兩，納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陳常，在三年任內共辦監生執照四千余張，每名多收銀十兩，合計起來貪汙銀兩也有四萬有余。

從乾隆三十九年開捐到四十六年案發，歷任甘肅省各州縣長官百余員，幾乎無人不貪，無人不腐。這些撈足了的州縣官還要用贓銀去喂自己的上司。比如說上面提到的那個知縣何汝南，前後就送給王亶望銀一萬八千余兩，“饋送”蔣全迪六千余兩，總督勒爾錦交他辦買物件，花去銀六千余兩。還有個叫麥桓的廣東人就更加離譜，他被分發到甘肅待補知縣之缺，當時正趕上各州縣報辦夏災，為急於補上縣官好趁災大撈油水，就托了個中間人向蔣全迪疏通，最後達成交易，麥桓送王亶望、蔣全迪各八千兩銀。

銀子送出去了，麥桓到手的只是一個待補缺的候補官員。這時候手中已經沒有多少錢再去打點，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辦呢？其實也好辦，先打個白條，將來有錢再補上。麥桓向上司承諾，如果自己能夠由候補隊員成為場上的正式隊員，捏災冒銷得銀後，將連本帶息一並奉上。就這樣，蔣全迪保舉他升補靖雲知縣，麥桓馬不停蹄趕到任所大辦其“捐監賑災”，以籌措銀兩還債。人不可無信，白條打了就要認賬，不然他頭上的七品烏紗也戴不長久。

我們就拿蘭州知府蔣全迪來說，他作為四品官的知府每年俸祿為一百零五兩，養廉銀為四千兩左右，二者合之，其合法收入三年也不過就是一萬多兩。可我們都知道那句“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裏有虛構的成分在裏面嗎？肯定沒有。

為了證明這不是信口開河，在這裏開列清朝官場的幾種陋規。所謂陋規，就是官場上一直沿襲下來的那些不成文的規矩，又特指賄賂需索。陋規的形式五花八門，因篇幅有限，我只簡單開列三種：

節壽禮。顧名思義就是逢年過節或者趕上官員家裏慶生，同僚和下屬為其送禮。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裏講陜西糧道向上司和有關衙門官員送禮定規為：給西安將軍三節兩壽禮，每次銀八百兩，表禮、水禮八色，門包四十兩；八旗都統二人，每人每節銀二百兩，水禮四色；陜西巡撫，四季致送，每季銀一千三兩，節壽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陜西總督，三節致送，每節銀一千兩，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高級衙門的師爺節壽禮亦有規定，所謂“撫、藩、臬幕友一年節壽陋規，俱由首縣攤派各州縣書吏冊費，藩司用印劄代為催取”。在中央衙門，書吏給司官送“年終規禮”。在“年終規禮”中，有兩項主要指標不得不提。那就是虧空和勒接。

虧空。貪官將征收的錢糧並不是全部上交國庫，一部分裝進自己的腰包，或者為本身早得稅銀而少征，造成錢糧的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