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家天下的“關門遊戲”（第4/7頁）

謝家以裙帶關系保持士族地位的方式方法一直延續到齊梁。這時又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由盛而衰時期。

一是劉宋時期，由於謝氏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婚姻對謝氏保持優越地位的作用也顯得格外重要。據統計，謝氏與劉宋宗室聯姻六例，與瑯琊王氏、太原王氏、南陽劉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二例，穎川庾氏、荀氏和順陽範氏各一例，郡望未明曹氏一例。

在這些婚例中最為突出的一個特點是與皇室的聯姻大幅度增加，這是大家相互利用產生的結果。

對於劉宋皇室來說，因為劉家出身社會底層，開國皇帝劉裕在謝玄組建北府兵時還只是一名應招而來的新兵蛋子。因為出身低微，劉宋建立政權後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自家的社會地位，縮短與名門望族之間的差距。如何在最短的時間縮小差距，那就是與豪門士族建立婚姻關系，以此為自己洗底。

為此，他們還制訂了一條所謂“尚主者並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聯姻大計。在謝氏一方，因為對權力的操縱能力已經大不如前，為了保持現有的社會地位，他們不得不去尋求新的政治靠山，正所謂“與國為婚者，無問俊庸，皆登顯貴”。就是說如果能夠實現與皇室聯姻的目的，他們不管女兒嫁的是癡呆丈夫，兒子娶的是智障媳婦。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想盡辦法去打通家族的權力管道，不至於堵塞。

二是齊梁以後，謝氏家族日趨沒落，上門聯姻的顯貴也逐漸變少。主要的婚姻可考者十五例，其中彭城劉氏、瑯琊王氏、蘭陵蕭氏各三例，河南褚氏、瑯琊顏氏、陳留阮氏、晉陵王氏、南陽張氏和郡望未明關氏各一例。在十五宗婚例中，謝氏與彭城劉氏和蘭陵蕭氏的婚姻屬於國婚，時間歷宋、齊、梁三代，一百余年，共六例，從數量上看雖占一定比例，但與前一時期相比有明顯減少的趨勢。梁武帝本來想把女兒嫁給謝家子弟謝謨，可看到謝家越來越潦倒，就想改嫁張弘策的兒子。像謝謨這樣的一流高門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然混到連行伍出身的張弘策的兒子都不如，可見謝氏的家族硬權力已經無法再度崛起，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拋棄的苗頭。回憶是美好的，現實卻總是冰冷的。

為了挽救日益沒落的家族地位，謝家的後人們不得不在那些新興的權貴中選擇聯姻對象，對他們提出的要求也不如從前那樣苛刻了，此一時彼一時。如謝家有名的大才子謝脁娶了“屠狗商販”出身的王敬則的女兒，其原因就是由於王敬則是齊朝的開國功臣，可以作為家族強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謝靈運重孫子娶了車騎將軍張敬兒的女兒，而張敬兒是依靠軍功才得到升遷的草根階層。

謝氏曾經用婚姻作為鞏固家族“硬權力”的重要手段，讓自己的家族保持了兩百年的風光。可歷史有時候喜歡開開玩笑，謝氏靠著政治聯姻得以興盛，但誰也不會料到最後的敗亡也是也是因為聯姻，因不願意與人聯姻而被侯景誅滅九族。

如果說在裙帶關系剛起步時期，各種關系網的聯結是以家族、血緣、地域為紐帶四處伸展。那麽發展到了後期，這種關系網就演繹得更加直接簡單，那就是以金錢、美色為紐帶，由權力來支撐。盡管這時候門閥制度已經不像東晉時期那樣大張旗鼓，但裙帶關系的差序理念卻已經滲透進官家的權力結構中。這種由裙帶關系衍生出的官場規則，在以“我”為中心的小圈子內被廣泛實踐著，也深深影響著後來者的心理和處世觀，甚至，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這種權力運行規則不僅成為封建官場局內人士的心理默契，而且也成為人們在利益算計與索求時約定俗成的行為選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親情也是暗器

中國古代的權力模式通常情況下所呈現的是中心放射模式，也就是說在這種模式中每個權力體系都有一個權力核心，而處在核心地帶的都是一個人。而這個核心人物在這種權力體系中擁有絕對的地位和權力，生殺放逐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沒有人敢站出來挑戰這種權威。由這個核心釋放出來的權力值，會隨著距離核心地帶的遠近而有所增減。權力值這個概念是吳鉤先生提煉出來的，意思就是權力的大小。他認為，權力體系就是一個等級結構，權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權力無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秤杆稱，一個官員掌握多大的權力值，是很難有準確的價值去衡量的。而我在這裏要說的是最核心的權力值，也就是距離中央地帶最近的那一層權力波。在官家權力結構中，這一層往往是皇帝與其近臣的權力範疇。

在古代官家體系中，那些分散在核心地帶周圍的人往往會努力地討好那個處於核心地帶的人物，並且不惜一切代價，努力地想從核心地帶實現權力值的最大化。為達目的往往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在這其中競爭最為激烈，風險性和收益度也是最高的，當數皇帝的權力值，也就是皇權。因為權力的塔尖只能容下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