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斯的風險系數（第2/5頁）

當然也有人認為李斯後來所走的人生之路，完全背離了其授業恩師荀子當初對他的教誨，有離經叛道之嫌。蘇軾說過：“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之所以有此一說，是因為我們通常把荀子納入儒家行列。荀子與孔孟雖然號稱儒家“三聖”，但他們有著很大的不同。孔孟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恰恰相反，相信人性本惡。荀子曾經借舜之口哀嘆，人的性情啊，人的性情啊，太不美啦，還問它幹什麽呢？（《荀子?性惡》：“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這口氣中透露出他對人性的失望與惋惜。

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的話題爭論並無多少實質性的意義。不管本善還是本惡，都不妨礙我們沒心沒肺地過自己的日子。但是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那些思想家們而言，相信人性本善還是本惡，意義就大不同了。尤其是那些能夠有機會用自己的思想影響君王，實現改造社會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決定了國家的政治走向，也同時決定了老百姓是活在哪一套制度裏以及他們的幸福指數，比如商鞅。

信奉人性本善的思想家，他們大多注重道德的力量，主張人們通過內心反省，來自發約束自己的不良行為。而那些相信人性本惡的思想家，則相信法律帶來的效果，主張用國家機器強行約束人們的不良行為。

荀子教給李斯的是帝王術，何謂帝王術？簡單地說，它是一項輔佐與控制帝王的技術。在一個以講究政治技術手段的時代，帝王術是一個政治家行走江湖的必殺技。相對於帝王術，道德仁愛、正義禮樂顯得虛而不實，也不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對於那些急於博取帝王歡心的政治家，他們不願意把時間和精力蹉跎在這上面。

李斯學習帝王術，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想盡一切辦法成為帝王之師，既要幫助帝王統一天下，治理天下，同時也要鞏固自己的權力，成為帝王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在這方面，蘇秦和張儀都是參透了帝王術精義的超一流高手，因此他們登台拜相如同俯拾草芥。而這些人都是李斯心目中的超級英雄，在他看來，男人的一生就應該活得像他們那樣精彩不凡。

荀子雖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可他的理論體系並不僅僅局限於儒家。相較於孔孟，荀子理論的實用性更強。正因為如此，他的弟子韓非、李斯才會在踏上權力之路後轉型成為法家人物。從學於儒家宗師荀子，李斯長時間受到儒學的浸染，他對儒家的那一套仁義道德之說也是認同的。雖然如此，但是儒家思想對他日後政治實踐的影響是有限的。李斯壓根就沒打算像傳統的儒士那樣宣揚仁義學說，恪守儒家禮儀，一生安貧樂道。這時候的他清醒地認識到在戰爭頻繁、天下日趨統一的背景下，儒家那一套仁政王道的學說是不切實際的。他認為，只有尚法務實的王霸之術才能真正為統治者所需要，有著最大的用武之地。

書生學成之日，也就是準備“將身貨與帝王家”之時。沒人是為了街頭賣藝，寫詩換酒喝去窮經皓首。李斯是個精明之人，他能夠拎清自己幾斤幾兩，也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麽？這就像是一場賭博式的冒險遊戲，押中了寶，就能一飛沖天；押不中，就有可能會跌入塵埃，甚至萬劫不復。

李斯這時候需要做的就是擦亮眼睛，給自己賣一個好價錢，更主要的是找一個可以幫助自己實現人生價值最大化的君王。楚王胸無大志，不值得他為之駐足停留，韓、魏、趙、燕、齊這幾家的君王都難稱賢明之主，全是待宰的苦主，他想來想去也只有秦國的政治舞台可以讓自己大展鴻圖。

此時的李斯身在楚國，而他的老師荀況也希望他能留下來幫助楚國復興。可是李斯卻認為，楚國雖然強大，但幾代君王都不思進取，難成大業。而其他國家又都太弱，滅亡是早晚的事。在這幾個國家中，只有秦國有做大的可能，實力也是最強的，最關鍵的是，秦國幾代君王都是野心勃勃的霸主。

李斯經過一番權衡，做出了自己的決定—投奔秦國。當他向老師荀況辭行的時候，荀況對弟子做出的這樣一個選擇感到非常失望。說他舍本求末，遠仁義而近虎狼。

李斯聽了老師的話並沒有做任何反駁，只是笑著搖頭。荀子雖然是自己老師，但他還是不懂自己的心。為了打消老師心頭的顧慮，臨行之前，李斯向荀子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態度。

李斯說：“您曾經教導愚笨的我：人生幾十年光陰太匆匆，必須好好要把握每一個機遇。現在七國爭雄，正是遊說者建功立業之秋。秦王想吞並天下，稱帝而治，這正是布衣封侯，遊說者拜相的大好時機。讀書人要是不能學以致用，博取榮華富貴，與行屍走肉又有什麽區別？所以最恥辱的事情莫過於卑賤，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窮困。長期處於卑賤的位置和困苦的境地，憤世嫉俗，淡薄名利，這絕對不是讀書人的本心，而是無能的表現。我這就打算去秦國遊說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