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莫紮特演出和宣傳：從德奧合並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第3/14頁）

情緒主要是歡快的，這是薩爾茨堡這座城市、這片土地的性格、景觀和歷史帶來的歡快。由於薩爾茨堡典範性地集中了北方和南方的性格，演出劇目主要包括德國和意大利大師的作品。當然，本地天才莫紮特是決定性的調和者。並不是因為這位作曲家的音樂在感覺和思想上不德國，而是因為它廣泛運用了意大利的形式，並且，他最重要的作品中有一些所用的文本也是意大利語的。德國和意大利大師的作品數量大致相當，組成了以莫紮特這個在德國和意大利土地上紮根的作曲家為中心的一組傑作。[392]

戰爭開始後，戈培爾暫時放棄了對薩爾茨堡的主導權。因此，1940年的音樂節規模更小，更名為薩爾茨堡夏季文化節（Salzburger Kultursommer），在7月舉辦，在根本上是一系列由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奏的管弦樂音樂會。次月，“薩爾茨堡莫紮特音樂節”（Mozart-Musik in Salzburg）系列演出舉辦，從8月2日持續到25日，主角是莫紮特學院樂團，由威廉·範·胡格斯特拉騰（Willem van Hoogstraten）指揮。他們共演了12場管弦樂、室內樂和合唱音樂會，囊括了比薩爾茨堡音樂節一般情況下廣泛得多的莫紮特作品。與此同時，埃裏希·瓦倫丁於8月22日到24日在莫紮特學院舉辦了莫紮特研究中心大會，莫紮特專家們提交的一些論文最終發表於《新莫紮特年鑒》1941年第一期。[393]最有話題效應的主題是路德維希·席德邁爾的《莫紮特和當下》（Mozart und die Gegenwart）。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呼籲德國青年繼承莫紮特的遺志，“熱心保護這個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並通過它獲得力量，提升士氣”[394]。

準備賜莫紮特以榮耀

歐洲歷史上，納粹當然不是第一個意識到可以利用歷史文化名人的周年紀念來實現巨大的宣傳價值的，但納粹特別擅長從這種場合來獲得政治利益。掌權僅兩周後，希特勒就特別走訪萊比錫，以紀念瓦格納逝世50周年。這是一個高調舉動，意在表明新政權對這位偉大作曲家的認可。之後，同年夏，希特勒出席了拜魯伊特音樂節，情況幾乎變成一場政治集會。兩年後是許茨誕辰350周年和亨德爾、巴赫誕辰250周年，這一年的慶祝活動也帶有當局許可的印跡。1935年2月在哈雷舉辦的亨德爾音樂節上，納粹思想領袖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發表了紀念這位作曲家的講話，之後是午夜火炬慶典，據說希特勒也參加了。[395]接下去的幾年有較小規模的周年慶典：1936年是布魯克納逝世40周年，1937年是貝多芬逝世110周年。這些慶祝活動為納粹時期最全面的音樂慶祝埋下鋪墊——1941年是莫紮特逝世150周年。

納粹以空前的強度操辦這個特定的周年紀念有幾個原因。第一，正如席德邁爾的論文所示，莫紮特的年輕天才被視為德國之偉大的重要標杆，也是鼓舞這個國家年輕信徒之士氣的一個符號。第二則毫無疑問是莫紮特音樂易於接受、不分國界的特點；納粹也強調它的“大眾”品質。第三，莫紮特被看作前線和後方家鄉之間的一個理想的感情鏈接。戰事順利時，正如1941年早期，莫紮特慶典活動的規模就可以被看作一個精準的氣壓計，來衡量德國文化的強盛。這年後期，在進攻蘇聯後，對莫紮特的關注很諷刺地走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在後方，文化慶祝被有意用來轉移民眾的注意力，使人不去關注前線戰事的混亂和艱難。與此同時，對前線將士而言，莫紮特是鼓舞士氣的一聲強有力的呼喊，他的音樂與東方“野蠻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傾向”形成鮮明對比。因此，從本質上說，莫紮特被呈現為一個符號，表現德國希望用它來保存西方文明的肌理。

16.納粹德國在莫紮特150周年慶期間出版的無數莫紮特相關著作的封面和扉頁 選。

當局把莫紮特年看得很重，一個早期的標志是1月26日德國電台的嚴肅播報（feierliche Sendung），主持人是海因茨·德雷維斯（Heinz Drewes），即宣傳部音樂部門的負責人。在回顧莫紮特的生平和作品後，德雷維斯宣布，戈培爾敦促帝國境內的音樂社群在這一年集中力量，紀念“這位真正神聖天才之偉大和他的作品之美”[396]。

戈培爾的話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莫紮特慶典必須無處不在，遍及全國。出版商響應他的號召，出版了數量驚人的樂譜和關於這位作曲家的新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面向大眾市場的。[397]但1941年高調紀念莫紮特最顯著的表現還是大量的音樂節，時間上遍布全年，地點上幾乎包括帝國境內所有的中心城市。和作曲家生平有著或多或少歷史關聯的地方則付出了額外的努力。顯然，薩爾茨堡作為莫紮特的出生地，在莫紮特慶祝中無所不在，紀念活動此起彼伏，貫穿整年。但最終，對莫紮特的藝術最宏大、最廣博的慶祝是在維也納舉辦的——一個龐大的、持續一周的國際音樂節，由戈培爾和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共同贊助，在11月28日至12月5日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