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莫紮特演出和宣傳：從德奧合並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第2/14頁）

另一個在1938年的節目中保留的特點是宗教音樂的重要性。我們不知道納粹組織者在多大程度上希望用這種做法來向天主教伸出橄欖枝；但我們應該注意，由約瑟夫·梅斯納在薩爾茨堡主座教堂上演的莫紮特《安魂曲》是用來紀念在1934年政變失敗時喪生的140個納粹黨員的。奧托·昆茨在評論一場得到“力量來自歡樂”運動支持、在聖彼得教堂上演的莫紮特《C小調彌撒》（K.427）時，也試圖剝離它和宗教儀式的關聯，強調音樂中適合當下政治氛圍的那些品質：

今天的風暴為這段音樂注入了雄性的戰鬥精神和偉大的英雄性格。這不是低著頭的莫紮特，不是固執地輕聲念禱詞的莫紮特，而是一個面向主的莫紮特，是一個充滿力量的德國青年，是懷著謙遜的心，但也有著驕傲和生存意志的莫紮特，一個既是上帝之臣仆又是自己主人的莫紮特。[383]

然而，盡管宣傳如此誇大其辭，赫斯和戈培爾又親臨現場鼓舞士氣，還有大批德國少女聯盟和希特勒青年團成員裝點薩爾茨堡街頭，制造狂歡氣氛，音樂節還是沒能從經濟災難中被救出來。例如，《唐·喬萬尼》和《費加羅的婚禮》的售票量大概只有前一年的三分之一。[384]雖然外國訪客數量顯著減少可以解釋收入嚴重暴跌，但《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篇親歷者記述則強調了當局的另一個誤判：

德國報界大張旗鼓地宣傳說，薩爾茨堡終於從外國的資本家和勢利鬼那裏解放了出來，新設定的低票價能讓所有熱愛音樂的本國人聽到最好的音樂。但舊帝國的大部分訪客都被奧地利山區美妙的鄉間景色吸引——德奧合並前他們無法來訪——因此，很多人從未踏入音樂節的演奏廳，而選擇遊覽湖區，或者去維也納。[385]

戈培爾甚至在音樂節全面展開之前就做出結論，認為在音樂節上演瓦格納的《唐豪塞》和《紐倫堡名歌手》是沖淡了莫紮特主導地位的策略失誤。接下去的幾個月，關於1939年計劃上演劇目正在進行時，他就對希特勒提出這個問題。11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元首決定薩爾茨堡音樂節將不再上演瓦格納的歌劇。從此，音樂節將主要關注點轉向莫紮特和理查·施特勞斯。[386]

1939年的音樂節於8月開幕。此前兩個月，莫紮特學院被升級為國家音樂高等學校（Staatliche Hochschule für Musik），由指揮家克萊門斯·克勞斯擔任院長。在6月14日的慶典上，教育部長伯恩哈德·魯斯特（Bernhard Rust）發表演講，將“莫紮特成就中純粹的創造力”引為如今擁有更多機會的音樂教育的指導原則。克勞斯則宣誓“將以我們藝術家在莫紮特求學的這座城市所感受到的敬意，懷著對莫紮特之天才、對阿道夫·希特勒這位威嚴的巨匠和藝術家之高瞻遠矚的深切謙卑，來領導這所托付於我的學院……”[387]

這個慶典也帶來了莫紮特研究中心在新院長埃裏希·瓦倫丁（Erich Valentin）領導下的復興。瓦倫丁是莫紮特學院新聘任的音樂和文化史講師。[388]研究中心雖然成立於1931年，但在雄心勃勃的多面手瓦倫丁手下才有了較顯著的地位。在第一次大會時，瓦倫丁面對一群著名莫紮特專家，提出了極為遠大的未來計劃，包括一個新版莫紮特作品全集項目和一項已在計劃階段的《新莫紮特年鑒》。後者旨在永久取代由赫爾曼·阿貝爾特和魯道夫·格貝爾（Rudolf Gerber）在1923年至1929年短暫主持並出版的舊版年鑒。[389]

1939年的薩爾茨堡音樂節是德意志國在入侵波蘭前舉辦的最後一個重要的音樂活動。這次音樂節規模較前一年的小得多，但也達到了兩個有用的宣傳目的。一是向外界昭示德國和意大利之間正在加強的同盟關系。這反映在兩方面，一是繼續以意大利語上演莫紮特達·蓬特歌劇，二是節目單中包括威爾第和羅西尼的歌劇。希特勒也在8月9日首度蒞臨節日音樂廳，觀賞《唐·喬萬尼》的當季首演（由克萊門斯·克勞斯指揮），並檢查巴諾·馮·阿倫特（Benno von Arent）設計的建築入場大廳。《薩爾茨堡人民報》在報道此事時指出，希特勒親臨劇場，既“表示對莫紮特之天才的信念”，也是對“我們意大利客人”的文化的認同。[390]

1939年音樂節的第二個目標是創造一種無限歡樂的氣氛，以便讓注意力從日漸動蕩的歐洲政局上移開。前一年，外國訪客大都抵制了音樂節，但這一次，他們受到了歡迎，特別是同情納粹當局的那些。有一些還受到特別款待，例如英國法西斯組織“鏈合組織”（The Link）的一百名來訪者。[391]

羅蘭·騰舍爾特發表於《大眾音樂報》的1939年音樂節報道詳細描繪了縈繞著演出的特別氛圍和莫紮特的天才在加強德意政治聯盟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