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紮特和共濟會：納粹的難題（第3/8頁）

由於莫紮特開創了德語歌劇，由於他一舉成功，決定性地為德國人民征服了意大利音樂，將其替換為更珍貴的事物，由於他在世俗音樂領域內成就了巴赫和亨德爾在聖樂領域成就的事業，由於他在所有音樂創作領域都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對於超國界的共濟會力量及其目標而言就成了一個強勁的敵人。德國人永遠可以從他不朽的作品中獲得力量，因此他讓那些想要“把人民從種族、民族和語言中解放出來”、強迫他們進入猶太或猶太—基督教世界帝國的人無比憎恨。這就是這個陽光而善良的人處處遭到暗算的原因，每一個天才卓絕的人物都會招來不那麽天才的嫉妒者如此暗算。[107]

魯登道夫的書對莫紮特的詮釋是反共濟會、反猶、反教會、反世界主義的，看上去和納粹德國的主導意識形態氛圍完全契合。但它沒有獲得官方認可，甚至被宣傳部長戈培爾否定，最初可能是因為希特勒和前盟友埃裏希·魯登道夫在1933年後關系日益緊張。[108]它未獲宣傳部長首肯，更具體的原因則是瑪蒂爾德及其同僚源源不斷地在具有崇高地位的民族人物身上炮制陰謀論，如費希特、萊布尼茲、尼采、舒伯特和J.S.巴赫等，而戈培爾對此日益惱怒。他決心不計代價地叫停這樣的活動。

3.瑪蒂爾德·魯登道夫關於莫紮特的反共濟會著作的封面和扉 頁。

促動當局對魯登道夫采取行動的是她的另一項主張，即歌德和共濟會士在毒殺弗裏德裏希·席勒，致其於1805年早逝一事中起到重要作用。歌德協會對此感到極為憤慨，並在1935年委約席勒專家馬克斯·海克爾（Max Hecker）寫下《席勒的逝世和下葬》（Schillers Tod und Bestattung）一書反駁魯登道夫的觀點。另一位席勒專家尤利烏斯·佩特森（Julius Petersen）緊隨其後，在《歌德協會季報》（Vierteljahrsschrift der Goethe-Gesellschaft）1936年第1卷中譴責她的著作為“追求轟動效應的文獻，在民族自我指控的泥淖中灑了一杯有毒的雞尾酒”[109]。在同一年，席勒的死因由沃爾夫岡·魏爾醫生（Dr.Wolfgang Veil）進行了細致的醫學調查。他沒有找到席勒被謀殺的證據。[110]

戈培爾對魯登道夫理論的敵意反應最初於1936年1月在《柏林地方導報》（Berliner Lokal-Anzeiger）的一篇文章裏明確提出。他對她並未點名批評，但把她的思路——將德國藝術和文化史細分為“一系列罪案並嘗試在猶太神秘主義數字學的幫助下推導是不是席勒毒死了歌德或是誰殺了莫紮特”——攻擊為“廉價而毫無原則”[111]。

由於《對路德、萊辛、莫紮特和席勒犯下的未被補償的罪行》和莫紮特那本書在1936年夏天加印，魯登道夫似乎並不在意戈培爾的攻擊。宣傳部長意識到自己的權威遭到侵犯，便進一步采取行動，削弱她的影響。在1936年10月17日於柏林召開的一次全國媒體大會上，他再提此事，警告與會者要防範魯登道夫作品潛在的破壞性影響；他認為這種影響正在破壞文學和音樂藝術方面的一次正處在細致調控中的頌揚德國至上的運動：

甄別以前的哪個詩人或作曲家和某個共濟會會所有關系，或和猶太人廝混在一起，同樣沒有必要。比如，在有些地方，有人說莫紮特曾屬於某個會所，而這層關系現在應該被永遠剔除。有人指控瓦格納和猶太人混在一起。有人說歌德毒死了席勒。這種對人物的窺私癖很容易走向一種情形，即，某一天，我們會完全沒法再上演任何偉大的英雄先輩的任何作品。如果我們放過這些人，那德國的文化生活很快就會變得膚淺而愚蠢。[112]

戈培爾對魯登道夫的最後一次譴責出現在1936年12月27日帝國文化局（Reichskulturkammer）的第三次年度大會上。他引用了《柏林地方導報》文章裏的一些詞句，宣布官方已經禁止魯登道夫的書繼續重印。1938年6月，禁令進一步延續。[113]

一如1936年的席勒一事，醫學證據被用來駁斥魯登道夫關於莫紮特之死的陰謀論。最初是漢斯·霍爾茨（Hans Holz）的一篇論文，該文首先宣讀於耶拿（Jena）的席勒大學（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出版於1940年，講了關於作曲家之死的一些細節。霍爾茨以對莫紮特書信和同時代人回憶的細讀為基礎，得出結論說，他的死因是結節性紅斑（通常和肺結核有關的皮膚腫脹）。重要的是，作曲家或被共濟會士毒殺的說法在霍爾茨的文本中未得到任何認同。[114]

《魔笛》和納粹

納粹雖已把瑪蒂爾德·魯登道夫對《魔笛》作出的反共濟會詮釋撇到一邊，但仍然面臨著如何用意識形態上最能接受的方式向德國公眾呈現莫紮特作品的問題。由於在納粹上台前，學界已經挖掘出壓倒性的學術證據，證明要欣賞這部歌劇，其與共濟會的關系是根本性的要點，莫紮特專家、劇院制作人和宣傳部官員在這一點上要建立任何共識都特別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