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奏：1931莫紮特年（第4/5頁）

這些事件對這兩版《伊多梅紐》之後的命運都有影響。如果說施洛瑟起初推薦重演施特勞斯版沒有什麽分量的話，他後來對沃爾夫—費拉裏版的支持則保證了這一在種族上無可指摘的版本（沃爾夫—費拉裏和施塔爾都是純種雅利安人）占領舞台。[28]《伊多梅紐》由此於1936年至1940年之間，在德國的歌劇院享受了一段溫和的復興，第一場演出是1936年5月27日在慕尼黑重排的沃爾夫—費拉裏版。兩年後，沃爾夫—費拉裏版出版了聲樂縮譜，這是獲得官方認可的另一項證明。[29]

在失去恩寵後，施特勞斯明智地不再評論他所珍惜的《伊多梅紐》。但1941年9月的一封致指揮家克萊門斯·克勞斯的信證明，他對沃爾夫—費拉裏“完全不行”的版本掩蔽他自己的版本一事仍然心懷芥蒂。[30]施特勞斯版《伊多梅紐》的禁演只是暫時的。1940年秋，帝國戲劇顧問出人意料地解禁該版，允許萊比錫歌劇院在1941年為莫紮特去世150周年紀念而安排的莫紮特歌劇全集演出中上演該版。[31]施特勞斯對這一預料之外的逆轉又驚又喜，著手修訂樂譜。

施特勞斯版《伊多梅紐》不僅在萊比錫上演，也在維也納上演，由作曲家本人指揮歌劇院，作為1941年12月德意志帝國莫紮特音樂周（Mozartwoche des deutschen Reiches）的一部分。由場刊所見，只要隱去他和作者的身份，演出就可獲準進行。瓦勒斯坦的名字就這樣消失在曲目單上，這樣既避免冒犯納粹的敏感神經，又免得維也納的公眾想起他們先前的劇院指導——此時，他已因德國吞並奧地利而逃離故國，流亡美國。[32]

確立議程：國際莫紮特大會和莫紮特中央研究院

十年前，瓦勒斯坦不會想到，他改編的《伊多梅紐》會以這種方式一直不被認可。事實上，首演之後的幾個月中，瓦勒斯坦對他的改編一直抱有堅定信念，不亞於施特勞斯。他對自己工作的價值極有自信，甚至在1931年8月（即維也納首演後四個月）心懷感激地接受邀請，在薩爾茨堡國際莫紮特大會（International Mozart Congress）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伊多梅紐》的論文。[33]

這個大會可被視為1931年德語世界中最重要的莫紮特事件，把德國和奧地利的頂尖學者以及精心挑選的幾位來自歐洲其他地方的學者聚到了一起。從公開出版的會務紀要中所含的論文來看，大會涉及的議題非常廣泛，有許多特別契合莫紮特研究在當時的目標和目的。其中，有兩個問題對納粹來說是特別的難點。第一個問題是莫紮特和共濟會（Freemasonry）的關系——這是近年來引起重點研究的一個問題，包括由出生於捷克的學者保羅·奈特爾（Paul Nettl）在會上發表的、對《魔笛》（Die Zauberflöte）一劇之共濟會背景的深入討論。[34]第二個問題爭議也不少，就是莫紮特的民族認同，特別是日耳曼和非日耳曼元素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音樂發展。這一辯題，雙方都有其熱情的支持者。一方面，德國人路德維希·席德邁爾的題為《德意志式的莫紮特形象》（Das deutsche Mozartbild）的論文為用原型民族主義觀點解讀莫紮特打下了基礎，這一觀點後來在第三帝國時期頗有共鳴。[35]另一方面，意大利音樂學家法烏斯托·托雷弗朗卡（Fausto Torrefranca）在論文《莫紮特和意大利的四重奏》（Mozart e il quartetto italiano）中提出，18世紀的意大利作曲家才是莫紮特真正的先行者，他們對他的影響比曼海姆樂派（Mannheim School）——如約翰·克裏斯蒂安·巴赫和卡爾·菲利普·艾瑪努埃爾·巴赫——要大得多。[36]

一位重要的莫紮特學者在1931年薩爾茨堡缺席，引人矚目，他就是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他是否受邀尚不清楚。毫無疑問，他作為音樂評論家的身份有可能讓他無法參加大會——如其日記所說，這使他不得不參加同一時期舉辦的拜魯伊特音樂節。[37]不過，盡管愛因斯坦的缺席可以單純用職業原因來解釋，我們仍禁不住想他是不是被故意排除在外。當然，會務紀要裏有一篇埃裏希·申克（Erich Schenk）所作、題為《莫紮特研究的組織》（Organisation der Mozartforschung）的短文，從其中所含的證據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申克所撰簡報的目的是概覽當時主要莫紮特學者正在進行的課題，因此他的遺漏就值得注意：他沒有提到愛因斯坦的任何重要貢獻，特別是《唐·喬萬尼》最近的新版本，或者更重要的一項，即他正在編撰學界急需的第三版克歇爾編目——這項工作從1929年起就人盡皆知了。

深入研究申克的職業和政治觀點更能支持這些懷疑。他出生於1902年，是個雄心勃勃的音樂學家，先後求學於薩爾茨堡、慕尼黑、維也納和柏林。1928年，申克被聘為羅斯托克大學音樂講師，同時滿懷衣錦還鄉奧地利的壯志。瑪蒂亞斯·帕佩（Matthias Pape）在追蹤申克的背景時注意到，他是薩爾茨堡受教育階層的典型成員，有強烈的反猶態度，一直強烈支持大德意志人民黨（Großdeutschen Volkspartei）這一在戰後倡導德奧統一的政黨。申克的政治和種族態度很可能幫助他在納粹上台之後仍然保住羅斯托克的職位，但在德奧合並之後，他卻回到奧地利，並於38歲升任維也納大學音樂學教授。[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