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奏：1931莫紮特年（第3/5頁）

盡管他們都聲稱將莫紮特放在首位，但這兩對作曲家、劇本作者都選擇對原作進行大篇幅修改。就施特勞斯—瓦勒斯坦版而言，劇本被譯成德語，放棄了瓦雷斯科（Giovanni Battista Varesco）原先的韻詩而改成散文，縮短了宣敘調的長度，把每一幕劃分成分界清晰但連續進行的場景。更嚴重的是，施特勞斯決定把埃萊克特拉一角換成波塞東的女祭司伊斯墨涅。盡管有人認為他不會想在舞台上再次表現這個人物，但這一改編策略在根本上改變了歌劇的情節，不只是強加上一個意識形態框架；這一框架，如音樂學家克裏斯·沃爾頓（Chris Walton）指出的，可能對納粹有吸引力。由此，和埃萊克特拉不同，伊斯墨涅不再是覬覦伊達曼特之愛的一個情敵，而成為“一個真正的穿著襯裙的戈培爾，嫉妒地守衛著她的人民的種族純凈，確保她未來的國王不會通過和伊麗亞這個特洛伊奴隸結婚而汙染他的種族”[19]。

然而，對劇本的這些改變和對莫紮特音樂的處理相比幾乎不值一提。施特勞斯沒能收斂自己那強烈的音樂性格；他鼓搗出的音樂，在或多或少地忠實於原作和他個人風格的明顯痕跡中徘徊，《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和《埃及的海倫娜》（Die ägyptische Helena）的回響不時滲透在音樂織體中。盡管一些評論家始終對施特勞斯的意圖抱有同理心，但其他評論家依然對這個混合體表現出強烈的敵視。[20]施特勞斯和瓦勒斯坦的反對陣營的領袖是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他對整個策劃出離憤怒，在1937年修訂莫紮特作品集之克歇爾編目時稱這個改編為“惡劣的肢解行為”[21]一時嘩然。對這些反對意見，施特勞斯抱以典型的強烈回應。他宣稱，雖然評論家可以隨便說話，但“我對我的莫紮特的了解比這些先生們多，無論如何我對他的喜愛比他們更熱忱！”[22]

沃爾夫—費拉裏雖然沒有像施特勞斯那樣臣服於不著邊際的創作，他改編的《伊多梅紐》卻也呈現出後瓦格納風格，最為突出的是在一幕內做到音樂連續不間斷。在把施塔爾的新德譯本配上音樂時，他決定大幅刪減宣敘調，其中許多都穿上了和莫紮特原稿完全不同的樂隊外衣。另外，他還刪去了一些詠嘆調，改變了芭蕾音樂中固定的段落順序，壓縮了第三幕。1931年，他在寫下自己的處理方法時，承認既有重寫，也放棄了歌劇中“長得無法忍受的宣敘調”。但他申辯道，他的目的始終是盡可能多地保留莫紮特的音樂。他明顯想在自己的構思和施特勞斯的之間劃清界線，提出，盡管有些重寫的素材聽起來現代得令人吃驚，但他仍然可以證明他寫的所有東西都源自莫紮特。[23]

雖然沃爾夫—費拉裏版的《伊多梅紐》並未引起施特勞斯—瓦勒斯坦版那樣的爭議，首演時的演員卻沒幫這個版本什麽忙。顯然，德國音樂刊物上最早的評價只是盡責報道，並無熱情。[24]赫伯特·F.派澤爾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寫的報道則大肆貶抑，認為盡管沃爾夫—費拉裏真心可鑒，他的改編在戲劇上卻沒有生命力。他對1931年巴伐利亞州首府的演出水準大加撻伐，批評聲樂演唱乏味而無特色。不過派澤爾把最嚴厲的批評給了漢斯·克納佩茨布什（Hans Knappertsbusch），認為他指揮莫紮特的作品時“出手沉重如鉛，其余則缺乏想象力、粗糙且毫無特色”。樂隊也未能幸免：其演奏“令人憎惡”，聲音“有如在六個月裏沒調過音，至少六個月”。[25]

派澤爾認為沃爾夫—費拉裏未能重振莫紮特這部歌劇的觀點，也得到最初演出統計數據的支持。在下一季中，只有慕尼黑忠於沃爾夫—費拉裏和施塔爾。相比之下，施特勞斯作為作曲家的更高聲望保證了他的版本能引起更廣泛的興趣，不來梅、瑪格德堡和曼海姆均制作上演。柏林隨之於1932年11月在市立歌劇院（Städtische Oper）制作上演。

納粹上台後，這兩個競爭版本的聲譽均有所起伏。起初，在1933—1934和1934—1935樂季中，《伊多梅紐》從所有德國歌劇院消失了。帝國戲劇顧問萊納·施洛瑟（Rainer Schlösser）——納粹宣傳部指定的戲劇審查官——試圖以一紙文件糾正這一疏忽。在一份1935年6月21日簽發、下達所有歌劇院管理層的文件中，有一份很長的在德國舞台上可被接受的作品列表。在被推薦為標準曲目的莫紮特歌劇中，施特勞斯版《伊多梅紐》獲得特別支持。[26]

在那個時間點上，施洛瑟一定沒有意識到，施特勞斯版違背了納粹法律，因為劇作者瓦勒斯坦是猶太人。鑒於施特勞斯在德國音樂生活中的影響力，特別是他於1933年11月被聘為帝國音樂局長，這個問題甚至可能被忽略了。然而，在施洛瑟發出指示僅三天後，施特勞斯就在納粹眼皮底下犯下一樁高調得多的罪過：在德累斯頓首演的歌劇《沉默的女人》（Die schweigsame Frau），其劇本作者是奧地利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盡管作品受到公眾的熱情歡迎，但是當局對作曲家頑固地拒絕停止和茨威格合作頗為不快。希特勒和戈培爾態度明確，拒絕出席首演。蓋世太保後來截獲一封施特勞斯給茨威格的信，信中對納粹的文化政策頗有微詞，之後施特勞斯就被迫於7月6日辭去帝國音樂局長一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