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茉莉

老友A君，將七十翁也；退休前任某出版社副總編。該社不大，在業內口碑頗佳；賴其慧眼識珠，推出過不少好書。

君乃善良長者，向以仁心處世待人，雖屬無神論者，對特蕾莎修女則敬若女神。他的兒女都在國外成家立業了，老伴也去世了，唯他一人留在北京，住出版社分給他的一幢建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老樓的三居室內，九十幾平米，住得極滿足。自恃身體健康，未雇“阿姨”。終日讀書，寫隨筆、散文，鉤沉往事故人，活得倒也澹淡充實，幸福指數挺高。

幾年前，他的家曾是我們共同的二三好友聚在一起談天說地之處。在他書房，正面墻上懸掛特蕾莎修女大幅油畫像，他請一位畫家朋友為他畫的，以一方精美古樸的老硯謝之，所謂各得其所。畫像左右配掛條幅，乃君親筆所書特蕾莎修女生前常說的話：

“人們經常是不講道理的，反邏輯的和自以為是的；不管怎樣，都要原諒他們。”

“即使你將你最好的留給世界了，對世界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你還是要將最好的留下。”

他的書法在京城小有名氣，若別人求字，每以特蕾莎語錄相贈。

曾有人執意要其寫孔子語錄——多為官場中人。所謂“國學”在官場大熱後，執該意者尤多。

他卻每次都教導彼們：“孔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特蕾莎修女是世界的，但也應是中國的。二者的思想都是可敬的，比起來，孔子家族從王權那兒所獲得好處太多太大了，簡直也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而特蕾莎修女沒從任何利益集團那兒沽釣過任何好處，她是一位純粹地為世界上窮困的人們服務的人，她的一生更是不為任何個人利益竭誠努力的一生——還是寫她的話吧。”

倘對方堅持己見，他竟會放下筆，正色道：“要麽寫特蕾莎修女的話，要麽算了，只能請你原諒我駁了你的面子。”

有幾次我也在場，眼見他將對方搞得怪難堪的，待對方走後，忍不住勸他何必那麽認真？

他卻說：“我太討厭奉迎之風了，俗不可耐。”

他對自己的人生如此評價：“一件害人的事也沒做過，給人世間留下了幾本好書而已。”

A君稱得上是難得的好鄰居。那幢六層老樓沒電梯，一星期一次，他定期搞樓道衛生，二十幾年從未間斷，四季如常。他家住三樓，既不但每次從六樓認真掃到一樓，還用拖布拖。拖一遍，至少換三桶水，有時竟拖兩遍。他所住的那個單元，樓道總是幹幹凈凈的，樓梯扶手更是一塵不染。而另外四個單元的樓道，則臟得近乎垃圾樓的樓道了。那幢樓原本住著兩個事業單位的人家，老住戶或將房子賣了，或租出了，後搬入的人家都拒絕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掃費（從前每月十元，後來也不過每月二十元）。沒專人清掃，也不是每個單元都有一位他那樣的義務清掃工，自然就臟。臟得實在讓人看不下眼去的時候，由街道幹部強迫著，才一家出一個人來一次大掃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戶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種時候每鎖上門，全家大小遛彎兒去了，等大掃除過後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戶，即使住對門同時開門見著了也不說一句話，便根本都不在乎給對方留下怎樣的印象。或許，還都想給對方留下這麽一種印象——別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誰？幾次大掃除後，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氣，見著了不拿好眼色瞪對方。對方也還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門檻以外的衛生關我什麽事？下次我家還沒人，你管得著嗎？氣死你！仿佛，要證明自己正是那種不管自己怎樣，別人那都必須包容自己的人。結果便是，互相嫌惡。這使街道幹部們很頭疼、很無奈，因為有關方面經常檢查社區衛生。怕受批評，後來幹脆由街道出一筆錢，每兩個月雇人打掃一次那幢樓的樓道。雖然如此，A君仍充當著義務清掃工，他難以忍受兩個月才打掃一次的樓道的衛生狀況。

某日我去他家，恰見他在拖樓道，也恰見一對青年男女自上層樓下來，都往樓梯上吐瓜子皮。

我說：“年輕人，憐憫一點兒老同志行不行？快七十歲的人了，拖一次樓道不容易……”

不待我的話說完，男青年頂了我一句：“有人逼他做了嗎？”

我再說不出話來，一對年輕人冷面而過。

A君卻責備我：“你多余說那麽幾句，他們是租房住的，房租又漲了，他們壓力大，應該像特蕾莎修女說的，原諒他們。”

進了他家，各自坐下，他又說：“單元門一關，我就當我們這個單元的人家都屬於一個大家庭。不管買下了房子的，租住的，主要家庭成員都是忙人、累人、有壓力的人。就我是閑人，也沒什麽壓力，搞搞樓道公共衛生這種事由我來做責無旁貸，全當健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