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女人和瓶

北京四環外五環內有幢建於2010年的高樓，一層至二層一半是商場一半是飯店；二層以上一半是寫字樓一半是賓館。

寫字樓的第八層，兩年前由一位南方的段姓老板買下了，作為其房地產公司的總部。

段老板喜歡收集陶瓷精品或古董，放玻璃罩內，不但裝點於辦公區，連辦公區外的大堂及電梯兩側也有所陳列。整層樓都是他的，沒誰幹涉。

大堂內的坐台小姐姓詹，名蕓；二十二三歲，山東登州人，農家女兒，自幼失母，由父親和奶奶接替帶大。沒考上“大本”，只有民辦的“高級職業學校”文憑。蕓步其父後塵來到北京，這裏幹一年那裏幹半載，所學大眾服裝設計專業荒廢了。其父兩年前出了工傷，一條腿殘了，得到一筆撫恤金回老家農村去了。失去了對父親的依傍，蕓對工作不敢再持理想主義，只求穩定而已。因容貌姣好，遂成前台小姐。工資不高，工作單調，無非接接電話，笑臉迎送客人，阻止推銷的拉廣告的銷售保險的人進入辦公區——段老板特煩那類人。

上班數日，小詹便領教了久坐之辛苦，晚上腰酸背痛。而最難耐的是那份無聊，電話不斷、客人紛至，對她反倒成了好事；那她就可以經常說話或起身走走了。然而有時上下午也沒幾次電話，並無來人，只不過公司的人偶爾出去了幾個，她就連起身走走的機會也沒有了。而且，她的坐姿被要求必須是端坐，歪身伏台是不允許的，被發現一次就會被記過一次，記過三次就會被扣工資。低頭擺弄手機或看書，被發現一次等於被接連發現三次，不但扣工資，還將遭受到小頭頭的警告——小頭頭即公司勞務科的一個事媽型的中年男子。

蕓的眼，已將幾個玻璃罩內架子之上的東西看得夠夠的了。她最不想看到的是一個青花瓷膽形瓶，它正對著她擺在電梯右側，大約是為了使來客一出電梯就看得到。玻璃罩內還有紙牌，上寫“元青花”三字。據說，是段老板花了一大筆錢從拍賣行競拍到的。那麽值錢的東西居然擺在那種地方是蕓起初不解的，但一想到全公司的人都下班後，整層八樓是落鎖封閉的，正所謂連只蚊子也飛不進去，便也不奇怪了。上班兩個月後，蕓一閉上眼睛那青花瓷瓶便在她頭腦中浮現，也多次出現在她夢中。她但願那兒擺的是一盆花，或掛著一幅畫，或根本什麽都沒有。

蕓上班時的愉快，是韓姐出現之時。韓姐四十幾歲了，是公司的清潔工，河北農村人。那個村在北京與河北的交界地帶。用她的話說：“我只差一點點就是北京人了。”

與蕓相比，韓姐的工作是另一種辛苦——她每天來得最早，要將整個八層的地拖一遍。先從辦公區開始，等公司的人都刷過卡了，她則要開始拖大堂了。拖完大堂，一手拎桶水一手拿抹布，擦這裏擦那裏。段老板有潔癖，長一雙顯微鏡眼，發現哪兒有點灰塵有個汙點就發脾氣。中午，韓姐還要用小推車到三層電梯口接員工們訂的盒飯，因為一二層是商場，對三層以上的保安措施特別嚴，電梯前有一名保安值崗，送純凈水的送盒飯的快遞的，都不許上樓，一律由各公司的人下到三層來接取；那些事也都是韓姐的工作。自然，午飯後，韓姐又得進行一番清潔。

韓姐拖地拖到接待台那兒，倘辦公區沒人出出入入，她就會拄著拖把與蕓說上一會兒話。她可以歇歇，也正中蕓的下懷。韓姐接待台擦得最認真最仔細，擦啊擦的，像怎麽擦也不擦不幹凈似的。那時，她倆就會越聊越親近。

韓姐是個離婚了的女人，她丈夫不但吸毒還替毒犯子販毒，仍在服刑。她女兒精神受了刺激，本來學習挺好，結果考不成大學了，由她六十多歲了仍在務農的父母操心著。她與一個在北京收廢品的是河北老鄉的二茬子光棍相好多年了，由於她有那麽一個女兒，他總是下不了決心與她結為夫妻。

韓姐是個心眼實誠的女人，認為誰是好人，便將誰視為親人。蕓多次替她到三樓去接盒飯和純凈水，她覺得蕓是好姑娘。蕓聽她講時落淚了，她就什麽關於自己的事都願講給蕓聽了——她是一個在北京打工的內心極其寂寞的農村女人。

一日，韓姐從辦公區夾出幾冊刊物，走到大堂，全掉地上了。凡公司職員扔棄不要的東西，能當廢品賣的，她一律挑揀出來，積存多了——總送給她的相好。蕓見其中有本書，要過去了。那是一本簡編的《說文解字》，蕓如獲至寶。韓姐見她喜歡書，問她更愛看哪一類？蕓說自己沒上過大學，知識少，還是想看知識類的。以後韓姐就經常捎給她那一類書，從她相好的所收的書中選出的。一套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到《論語》《中庸》《大學》等巴掌大的袖珍書，成了蕓的最愛。蕓讀那類書受益匪淺，久而久之，知識大增。經韓姐一宣傳，似乎成了“學究”——許多字怎麽從古字演化為現代字的，她能對答如流。對於百家姓的任何一姓的起源，也都能說得一清二楚。“五經”她不感興趣，卻差不多能將“四書”背下來了，也通曉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