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醜陋

在全世界，賣淫、走私、販毒、色情業的方興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賄賂的醜聞，無不與商業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經商的招牌之下進行的。連昔日韓國的總統，也東窗事發，原來曾被商所俘過，在全世界的睽睽注視之下站在了被告席上，並且被判處死刑。

那些日子裏韓國是多麽的舉國激憤啊！

出租汽車司機大瞪著兩眼將車搖搖晃晃地開上了人行道。

警察發現他滴酒未沾。他是由於心理被刺激成那樣兒。他接受不了他們的前總統原來是一個勒索巨賄的家夥這樣一個鐵證如山的事實。

而一個月薪一百萬韓元的政府較高級官員，於頭腦清醒之時算了一筆賬，結論是他若想掙紮到他們的前總統受賄那麽大數目的一筆錢，得工作四萬余年。他算完這筆賬倒不願意清醒著了，於是跑去酒館裏喝得酩酊大醉，並用酒瓶子擊碎了酒館的玻璃，當眾摟抱住女招待非禮無忌起來……

但是誰若問韓國人還要不要商業時代了，回答將是肯定的——當然還要！

一個理智的國家理智的民族，明白商業時代再有一百條一千條不好，卻仍有另外一百條一千條別的任何時代所不可能帶給人們的好處，卻仍是人類最好的選擇。

總統索賄巨款，將他絞死就是了嗎？

韓國人盡可以許多許多次地選出一個總統，而對商業時代的選擇卻是不容反復的。一旦動搖了它的基礎再要鞏固它的基礎，最短大約也需二十年。韓國人是明白這一點的。世界上幾乎所有高度民主的國家的大多數公民，也都是明白這一點的。一個繁榮的商業局面光臨的時代，對於這些國家普遍的人們來說，不啻是上帝對世間的一次巡禮。而總統對他們算什麽呢？不過是比較認可的一名公仆罷了！

誠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第二卷中所言：“民主社會中我們不知道還有什麽其他東西能比商業更偉大、更輝煌了。它吸引了大眾的注意力，豐富了大眾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的想象，把所有的旺盛精力都吸引過來。無論是誰，無論是任何偏見，都不能阻止人們通過商業而致富的願望。民主社會中，所有大筆財富的取得都要靠商業的增長。”

然而商業這枝“玫瑰”，對於與之久違了的中國人而言，卻未免太光怪陸離、雜亂無章、浮華而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脹，人心貪婪。它使腐敗現象如同倒片機將蝴蝶變成毛毛蟲的令人厭惡的過程放映給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麽不可思議地暴發，使他們中某些人暴發之後為富不仁……

所希冀的和已經面臨的似乎根本不是一碼事，於是許許多多的中國人迷惘、困惑、失落、痛心疾首而且憤懣了。開始以詛咒勾引壞了自己好兒子的娼妓般的語言詛咒商業時代。

但這似乎主要是幾年前的情況。幾年前商業在中國混濁的初級階段，確實是“刺”多“蕾”少的。現在它的“刺”已被共和國的法修剪掉了一些。現在它當年的一些“蕾”開花了。現在，普遍的中國人，已經能夠比較冷靜比較明智比較客觀比較平和地凝視商業時代了。誰若問普遍的中國人——我們是否應該將商業時代這看起來總有點兒離經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國門？普遍的中國人尋思一下，大約會寬容地這樣回答：讓“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沒毛病的“媳婦”，我們日後慢慢調教“她”吧。這麽想和這麽說，都無疑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成熟。而這一種成熟，又完全可以認為，是對商業時代改變了太理想主義的期望。中國是一個動輒容易陷入理想主義思維怪圈的民族。而西方人卻早就對商業時代的本質有所洞察了。

《民主和教育》一書的作者杜威說：“認為商業的事情在它自身的範圍內可以‘自覺’地成為一種理想的文化，認為它可以把為社會服務作為自身的宗旨，並讓它來代表社會的利益和良心——這樣的想法是極其荒謬的。先生們，我們在承認商業的貢獻的同時，絕對不可以把它想象得很溫良。因為這不符合事實。我們要給它套上鞍鐙。我們跨在它背上的時候，要穿帶馬刺的靴子。只有在這一種情況下，它才能收斂它自私自利原則之下的欲望，滿足自己的同時也對社會做些回報。”

杜威的這段話，對當前的中國人，尤其當前的中國首腦們，是非常有參考意義的。

一切有關商業的法規、法令，都是為了更好地駕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於社會的“鞍鐙”和“韁轡”。同時也是不斷激勵它按照社會福利的總目標奮進的“馬刺”。優秀的騎手和坐騎之間，常常達到一種“合二為一”似的最佳境界。這也是國家和商業時代之間的最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