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紅軍實施轉移（第4/21頁）

一些論者及回憶錄提到紅軍開始長征時，沒有對進軍方向及進軍計劃作出交代，對這些質疑，董必武當年的回答應有借鑒意義：

主力轉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進，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轉移到什麽地方，經過什麽路線，走多少時候等問題，系軍事上的秘密，不應猜測，而且有些問題要臨時才能決定。如行軍走哪條路，什麽時候到達什麽地方，有時定下了，還沒有照著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況變了又有更改，這是在行軍中經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問。[456]

對於一場軍事行動而言，必要的保密應該屬於常識，將近一個月的準備動員事實上也是當時可能有的時間極限。

為便於隨軍行動，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編為兩個縱隊。第一野戰縱隊由紅軍總部和幹部團組成，葉劍英任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4個梯隊，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等隨該縱隊行動。第二野戰縱隊由中共中央機關、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組成，羅邁（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隨該縱隊行動。10月8日，中革軍委公布各軍團組成情況：一軍團17280人，三軍團15205人，五軍團10868人，八軍團9022人，九軍團10238人，第一野戰縱隊4893人，第二野戰縱隊9853人，共7.7萬余人。同時，計劃給紅一、三、五、八、九5個軍團補充9700人。13日，中革軍委下令將補充團人員撥付給各野戰軍團，[457]包括中央兩縱隊在內的野戰軍人數達到8.6萬余人。

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前，中共中央決定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等組成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項英為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為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中央蘇區和閩浙贛蘇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

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分別由瑞金縣的田心、梅境地區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在於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中央紅軍的戰略大轉移由此開始。關於這一次戰略大轉移，李德有一個說法是：“蔣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圍剿’的經驗說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國際環境和民族狀況中，比較小的和互相隔絕的蘇區是不能長期堅持下去的。”[458]

（2）紅軍轉移中蔣介石的對策

隨著紅軍的轉移，中共歷史上的一個時代實際即宣告結束。作為尾聲，值得一提的是紅軍開始戰略轉移前後蔣介石的態度，事實上，這和整個中央蘇區的發展進程仍然有邏輯上的一致性。

紅軍轉移開始之初，進展十分迅速。湘江戰役前的兩個月多一點時間內，紅軍從贛南西部轉移到廣西境內，行軍3500裏，且幾乎沒有遭遇大的戰鬥。以紅一軍團為例，10月第一個月日行軍裏程基本在60～90裏之間，共行軍11天，計860裏，平均每日78.2裏。11月行軍24天，計1530裏，平均每日63.75裏。[459]考慮到轉移人員多達10余萬人，進行的又是超遠距離連續行軍，此種速度應稱快捷。共產國際對此的評論是：“運動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隊與四川紅軍兵團部隊會合——幾乎在沒有來自敵人方面任何幹擾的情況下，完全實現了。”[460]在1935年初，這一判斷應該說稍顯樂觀，但其對紅軍轉移初期狀況的描述並不誇張。無獨有偶，當時供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王子壯也在日記中寫道：“赤匪主力並未消滅，以不堪中央軍之壓迫相率西去，經贛州、大余等地而趨湘南，蓋欲入川以會合徐向前之股匪也。復以何鍵為追剿總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戰，恐難收阻止之效，據報告已骎骎西進。”[461]“骎骎西進”，的確是紅軍初期快速轉移的最好注腳。

不過，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紅軍初期轉移的順利，並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辯中用來反證中共中央準備的成功，雖然中共中央的準備工作不像曾被指責的那樣倉促、零亂，尚屬中規中矩，但也並無出奇之舉。要實現初期堪稱快捷的轉移速度，遠非紅軍單方面所可決定，當紅軍實際處於被動撤退這樣一種境地，向著一個沒有群眾基礎的地域挺進時，更能夠在實質上決定紅軍命運的，還是其對手方的動向。紅軍和粵方的談判成功，使其在長征之初事實上為中共開放了西進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時，蔣介石的態度其實也十分復雜。李宗仁就曾談道：“就戰略的原則來說，中央自應四方築碉，重重圍困，庶幾使共軍逃竄無路，整個就地消滅……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462]這樣的說法雖屬一家之言，但並非無稽之談，事實上，正如毛澤東在論述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時強調的政治割據因素一樣，長征初期的進程和國內政治力量間之詭譎互動有著無法忽視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