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紅軍實施轉移（第2/21頁）

中共中央的這一表態迅速得到粵方回應，10月6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派潘健行（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同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黃質文等在尋烏進行會談。雙方經過數日反復協商，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等5項協議。其中借道一條，言明紅軍有行動時事先將經過要點告訴陳濟棠，陳部即後撤20公裏讓紅軍通過，紅軍保證不進入廣東腹地。中共和粵方成立的這一協議，為紅軍的順利突圍轉移準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發表的文章明確指出：“近來國民黨內部的某些軍閥，願意同我們在反蔣方面進行某些條件的妥協，我們顯然是不會拒絕利用這種機會的。”[434]長征開始後，中革軍委給紅軍各軍團指揮官發出指示，告之：“現我方正與廣東談判，讓出我軍西進道路，敵方已有某種允諾。故當粵軍自願的撤退時，我軍應勿追擊及俘其官兵；但這僅限於當其自願撤退時，並絕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覺性及經常的戰鬥準備。”[435]事實上，長征初期，紅軍之所以能順利實現轉移，和粵方放開道路直接相關，蔣介石曾在日記中指稱“粵陳縱匪禍國，何以見後世與天下”。[436]

突圍方針確定後，8、9月間，中共中央在宣傳、組織上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8月18日，中央紅軍機關刊物《紅星》發表周恩來撰寫的社論，提出：“我們更要在遠殖的行動中增加我們的兵力，采取更積極的行動，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更多的白軍，我們要堅決挺進到敵人的後方去，利用敵人的空虛，大大的開展遊擊運動……創造新的蘇區，創造新的紅軍，更多的吸引敵人的部隊調回後方，求得整個的戰略部署的變動。我們要反對對敵人後方的恐慌觀念……要在抗日先遣隊勝利的開展之形勢下，時刻準備著全部出動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437]這隱約透露出紅軍戰略轉移的信息。負責組織工作的李維漢回憶：“1934年7、8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你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這個精神，讓省委作好轉移的準備，提出帶走和留下的幹部名單，報中央組織局……根據博古的囑咐，我分別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438]劉建華回憶，1934年8月底9月初，“按照中央局的部署，黨省委和團省委派我帶了兩個人，到茶梓和亂石做黨、團二線工作。所謂二線工作，即一線是公開的，隨時準備跟隨部隊行動；二線是秘密的，準備在中央紅軍轉移後，留在當地堅持鬥爭”。[439]9月4日，中革軍委發出號令，要求：“發展更多的蘇區於敵人背後，瓦解敵軍，改變敵人的戰略部署，把中央蘇區革命先進的光榮事業擴大到全中國去，發展民族革命戰爭，開始與帝國主義直接作戰，這是我們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基本方針。”[440]

9月1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出指示信，決定調整蘇維埃機構，取消國民經濟部、財政部、糧食部，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保衛局與裁判部可合並為肅反委員會”，並規定“在戰爭特別緊張的區域甚至蘇維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個別同志直接負責去解決當前特別重要的戰爭問題”；“所有蘇維埃機關中各種無用文件都應銷毀”，“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家屬，應該另行安頓”，下級機關在“同上級領導機關脫離交通關系時，依然能夠去進行工作”。這實際是在布置蘇區失陷後的工作。29日，張聞天又發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一文，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敵人的遠後方，在那裏發動廣大的群眾鬥爭，開展遊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蘇區……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441]文章發表於《紅色中華》，是中央紅軍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第一個公開信號。

在中共中央積極準備撤離時，9月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提出：“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我們的總計劃決定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最終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全部準備工作將於10月1日前完成，我們的力量將在這之前轉移並部署在計劃實施戰役的地方。”[442]9月30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表示：“考慮到這樣一個情況，即今後只在江西進行防禦戰是不可能取得對南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的，我們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443]這意味著中共的轉移計劃已得到共產國際的完全同意。10月8日，中共中央向新成立的蘇區中央分局發出訓令，提出在國民黨軍不斷深入蘇區的形勢下，如果紅軍主力繼續在縮小的蘇區內部作戰，“因為地域上的狹窄，使紅軍行動與供給補充上感覺困難，而損失我們最寶貴的有生力量，並且這也不是保衛蘇區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確的反對敵人的戰鬥與澈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必須使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人的後面去進攻敵人。這種戰鬥的方式似乎是退卻的，但是卻正相反，這才是進攻敵人，克服敵人堡壘主義，以取得勝利的重要方式。因為這樣的行動，將在離開堡壘的地區中得到許多消滅敵人的戰鬥機會，解除敵人的武裝壯大紅軍，在廣大的新的區域中，散布蘇維埃影響，創立新的蘇區”。[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