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對立”（第4/10頁）

在挑起赤白對立的過程中，農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國民黨所利用。如福建漳州民團“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動群眾……向赤區進攻，搶掠赤區群眾的豬、牛、糧食，搬不動的東西放火燒，鍋子不要的就打破”。[170]1933年第五次“圍剿”前夕出任國民黨泰和縣長的帥學富回憶，他在組織由蘇區逃出的難民到蘇區搶劫時公然聲稱：

你們挑選年富力強壯丁，手持梭標，身背匾擔，跟在我保衛團後面前進，俟我打進匪區村落後，由你們搶劫，見牛牽牛，見谷挑谷，可是搶來任何物資，不準私藏己有，都由你們委員會，作公正合理的配給每一個難民享受，得來槍支，亦交你們義勇隊使用……從此我這個縣長，成為打家劫舍的強盜頭子了。[171]

作為一種貫串蘇區發展始終的現象，赤白對立的產生、延續，除了前文已經談到的諸多現實原因外，更進一步看，它還和蘇維埃革命的起源、動力，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的實際狀況密切相關，這些因素和現實的原因交相影響，既成為一些導致赤白對立現象的政策得以出現的內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錯誤政策的負面影響被加深、放大，從而進一步加劇著赤白對立的發生、發展。

蘇維埃革命是中共在國共合作破裂，自身面臨生存危機時的選擇，軍事的推動是蘇維埃區域形成、發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蘇區與非蘇區的分隔，使區域的對立極易成為現實。蘇維埃區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區，這裏的特殊地理和經濟狀況影響著大地主的發育，以自耕農為主的農村社會格局，對中共階級革命的判斷和實踐帶來困惑，相當程度上成為中共過火政策的重要誘因；而這些地區特別明顯的公田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結合，為赤白對立的發生提供了社會條件。農民追求利益的天性，決定了中共發動農民過程中既可以充分運用利益驅動號召農民，同時也可能需要承受這種利益沖動帶來的消極影響乃至重大破壞。

赤白對立在諸多因素影響下，成為蘇區的一種痼疾，它的存在，事實上成為蘇區發展壯大的絆腳石。由於赤白對立，“經濟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業的不能出售，而一般農民日用必需之品（油鹽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買不到，因為豪紳地主及大富農都被趕出去了。同時又因抗債的關系，農民無處借貸，糧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區農民感覺革命後更痛苦，雖然是沒有地主豪紳及高利貸的壓迫和剝削了”。[172]這一描述當然不一定完全準確反映蘇區的實況，但確實說出了赤白對立對蘇維埃政權鞏固、發展的障礙。更重要的，赤白對立嚴重影響到蘇區的對外發展，在赤白邊境地區，由於“侵犯了貧苦工農的利益，以及豪紳地主武裝的鎮壓與欺騙，我們部隊一到該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們見面”。[173]而遊擊隊所作所為，使“白色區農民歡迎紅軍不愛遊擊隊，甚至要求打遊擊隊”。[174]在福建就有“群眾要和土匪一起的拿長筒火炮來打我們”，[175]安遠、南豐縣的白區邊界的群眾，“到處都向我們打槍，捉殺我們的紅軍病兵，及落伍士兵”。[176]由此在赤白邊境地區形成一種“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戰爭”。[177]

在赤白對立影響下，紅軍前出到邊區乃至國民黨區域作戰，也面臨著群眾支持的問題。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在赤白邊境地區作戰時就遇到“軍隊打仗群眾旁觀，請不到向導，弄不到擔架，脫離群眾不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怪現象”。[178]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彭德懷率部在閩西作戰時深有感觸：

群眾對我們的態度也不熱烈，召集群眾大會，只有很少的人參加。這使我開始感覺到根據地內的土地政策有問題：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區流竄；富農分壞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緊反對富農的口號下，打擊了少數富裕中農，也有外逃者。他們夥同散布各種壞影響，使得邊區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對立，經濟封鎖，越來越嚴重。[179]

赤白對立使中共的階級革命方針常常遭遇到某一地區民眾多數的抵制而難以發揮作用，以致有人對白區民眾喪失信心：“以為白區群眾都是反革命的，與白區交通完全斷絕，故意的形成赤白對立。”[180]

蘇維埃革命期間，對階級革命已經熟手的中共，卻在赤白對立這樣一個非階級現象中顯得有些應付乏策，這顯示了歷史進程的復雜，也指示著中共革命不僅僅應該正面應對階級問題，還要客觀面對社會現實，注意到另外一些更為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赤白對立的發生、延續並不簡單是一個政策錯誤問題，而應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物質資源和政治資源的糾結與選擇，是中共在赤白對立問題上舉棋難定的關鍵。還是那句老話，在高歌猛進的革命大纛後面，柴米油鹽總是會頑強地顯示著它們的存在，革命要從理想和浪漫中向前推進，依然離不開一點一滴的改造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