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對立”（第2/10頁）

作為一個以群眾革命為生存基點的政黨，中共對群眾利益、群眾情緒始終予以高度重視。赤白對立現象出現伊始，中共各級部門已有所意識，隨著其範圍的擴大和危害的增長，更予以高度重視並力圖加以克服。1931年第二次反“圍剿”前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嚴厲批評了紅四軍“在水南燒土豪房子時燒了一條街”[143]的錯誤，責令公開作出賠償。當計劃進攻和赤區有強烈對立傾向的七坊時，更明確要求：“到七坊後要開和平會，立和平公約，第一條要兩方不再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144]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也指出：

堅決反對燒殺政策和報復主義。遊擊隊在每次進攻反動統治區域之前，必須對自己部隊及參加鬥爭的群眾宣傳紀律，絕對禁止侵犯貧苦群眾的利益，不準亂燒他們的屋，不準亂殺他們的人，不準亂拿他們一點東西……豪紳地主的谷子衣服豬牛用具，原則上要完全發給當地貧苦群眾（號召當地群眾去奪取），這是發動群眾的鬥爭的必要策略。遊擊隊和參戰的紅色群眾決不可取得太多。[145]

中共采取的這些措施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蘇維埃革命終止，赤白對立現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在一些地區、一些時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早期赤白對立的後患難以短時期消除，其負面影響會持續存在；另一方面，蘇區內外造成赤白對立的新因素不斷出現，使赤白對立成為大部分蘇區難以克服的硬傷。

一部分地方武裝和遊擊隊亂打土豪是赤白對立持續並加深的重要原因。蘇區大量的地方武裝供應依賴地方，在戰爭環境下常常難以為繼，利用到白區活動機會，籌集糧款，是其解決自身生存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而各級機關對這一做法實際也采取默認態度：各級部門“檢查工作時，首先問‘多少錢’，不去檢查打豪劣地主與民眾的情緒如何”。[146]有的遊擊隊把打土豪收入“抽十分之一作夥食尾子分”。[147]同時，對於遊擊隊到白區活動，中共中央指出：“分發豪紳谷物衣服給群眾，是挺進遊擊隊在數小時內取得群眾擁護的最有效手段，每到一地，必須在最近期間最大限度進行這一工作。”[148]這就是說，遊擊隊進入白區後，必須迅速展開打土豪，在對情況不熟悉背景下，由此造成的一些問題具有相當的必然性：“地方武裝過去行動，大多數都是陷於單純籌款的泥坑中，許多行動不是為了群眾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經費，一到白區，豪紳地主走了，貧苦工農也亂捉亂打一頓，造成一種白區群眾害怕遊擊隊，甚至在豪紳地主欺騙之下來反對蘇區，為難遊擊隊，造成一種脫離群眾的赤白對立的嚴重現象。”[149]後來，毛澤東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曾痛切談道：“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辦法，所得不多，名譽又壞。”[150]

除維持生存的因素外，地方武裝和遊擊隊軍紀、政治工作薄弱、素質較差也是導致上述問題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裝發展過程中“總帶有或多或少的強迫，甚至完全用強迫命令而編的”，“兼之平時沒有教育訓練與黨的領導薄弱……到白區亂搶東西則是普遍的發現”。“因為沒有明確的階級路線，有許多赤色武裝到白區去，不堅決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甚至負責人也不切實做到，工農的東西亂拿，群眾跑出去了，以為這些是‘反革命的東西’，也可以打土豪！”[151]以致指導機關明確要求“黨要堅決轉變亂拿白區許多東西，不問窮人富人都捉來的許多錯誤，應當把赤衛軍、遊擊隊在白區行動的政治教育與軍事紀律的建立成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對立”。[152]

隨著蘇維埃區域的擴大，當其向城鎮擴展時，傳統的城鄉間相互敵視也對赤白對立現象發生影響：“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對於鄉下人有鄙視欺侮的舉動，是很普遍的事實，因此發生了城鄉惡感。”[153]“農民上縣的時候，則檢查異常嚴厲，有時借故尋釁，將農民捉去罰款，弄得一般農民不敢到城裏去購買貨物，農民非常怨恨城市。”[154]由於此，“在遊擊戰爭發展到城市去，農民便摧毀城市以泄恨，少不免影響中小商業停閉”。[155]閩西中共地方蘇維埃組織農民攻城時，“農民更喊著‘殺盡城內人’、‘燒盡城內屋’的口號。那時農民痛恨城內人的心理是十分一致的。他們都說：打進了城不但要殺盡搶盡燒盡，而且還要將城墻拆去。於是城內豪紳地主便利用這些口號去煽動城內貧民仇視我們。果然，一般貧民受其利用，做偵探、當團丁、做向導，無所不為”。[156]

應該承認，在所有上述因素中，農民本身是造成赤白對立的基礎性原因。中共的蘇維埃革命和農民的支持息息相關，為獲得農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對農民利益的讓步不可或缺。事實上，當中共武裝攻打城市或到白區活動時，當地群眾通常都是積極的參加者。這一方面反映了農民的革命要求，同時也和其搜羅財物這一利益目標有關。在此背景下，不分階級、貧富亂拿財物變得難以避免。北上抗日先遣隊報告：“我們打羅源縣時，群眾戴了小鬥篷，拿了梭鏢、扁擔，足站了有五裏路長。縣城一打開就自動地拿東西，阻也阻不住，話也聽不懂。”[157]福建方面也反映：“貧民的房子也去搜，上至銀錢寶貴的物件，下至很破很敗的衣服，不管是貧民、雇農、中農都把它掠回來。發動群眾去參加就是去掠東西。有的群眾說‘你們得的是錢，我們得的是壞東西’。攻進鄉村時豪劣地主逃跑了，存下來小兒老人，也殺得雞犬無存。”[158]江西萬載農民甚至出現“七八間（處）抄搶隊的組織”。[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