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對立”（第3/10頁）

當時，中共領導人對如何在發動群眾參加鬥爭同時又保持嚴格的紀律頗感困惑，默認群眾的搶掠行為勢必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形象，強硬制止又擔心引起群眾不滿。當中共剛剛開始軍事鬥爭，南昌起義軍退到汕頭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當時中共采取了嚴厲措施加以制止，但不久中共中央就改變了這一做法，並對執行制止方針“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的責任人“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160]然而放任不管造成的混亂其實也是中共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因此，當1927年底的放任方針某種程度上和“左”傾盲動聯系在一起後，中共也在調整自己的政策，1930年贛西南報告稱：

（農民自衛軍）五軍攻下分宜後即準其進城，但進城後則全不問貧富先搶劫一空，有時還亂殺亂燒，五軍因得了這一經驗打下袁州即不許進城，同時還向他講演並說明不許進城是因為敵人武裝還沒有完全繳得，恐進城受誤傷，並馬上沒收一部分東西分給他們。但在當晚約一千余人爬進城來搶劫了數十家燒了房屋，軍部馬上派人來制止無效，繼派武裝彈壓無效，並搶彈壓士兵的槍，士兵以正當的防衛向空中開槍示威誤打死一農民群眾即鎮壓下去了，但引起了農民的反感。[161]

當地負責人對這一處理及其後果沒有把握，請示中央“以後再逢有這樣的事是如何處理”。[162]確實，完全放任會導致秩序失控，但加以約束又會影響到農民積極性，中共在這一問題上頗有點左右為難。1931年，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計劃進攻七坊時明確要求“群眾赤衛隊絕不要去”；[163]蘇區中央局也激烈批評：“各地破壞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大燒房屋的辦法，完全表現流氓路線，農民意識失敗主義是非常錯誤的，以後要極力糾正。”[164]但總的來看，中共更多時候是采取教育和引導的方式，不加以過於激烈的控制，由於農民本身的利益沖動，搶掠行為仍無法完全制止。福建連江群眾到白區去，拿走的東西“從棉被衣服直到飯碗，火鉗都要被他們帶著回去。而且還說：‘我跟你們打土豪，你們是很劃算得來的，我們只拿一點東西，但是你們卻由我們的幫助罰了很多錢和得了很多武裝”。[165]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中共的對手方國民黨方面及地主也為赤白對立的形成推波助瀾。毫無疑問，在動員農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資源、手段上，國民黨在蘇維埃時期遠遠無法和中共相比。於國民黨而言，赤白對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區域的滲透，而其對蘇區的影響，由於拿不出像土地革命這樣富有號召力的實際措施，本來就困難重重。因此，和中共極力想消除赤白對立不同，赤白對立為國民黨統治地區構築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們樂於看到的。同時，維持及造成赤白對立，也符合其封鎖蘇區、打擊中共的戰略目標。

國民黨方面制造和加劇赤白對立主要依賴的是蘇維埃革命的被打擊者及中共在開展革命過程中的一些錯誤。隨著蘇維埃革命的進行，蘇區內外的地主、富農作為革命的打擊對象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堅定擁護者，同時一部分中農及包括貧農在內的其他一些階層出於對中共的誤解也產生恐懼心理，而中共蘇維埃革命初期的盲動政策及後來的“左”傾政策都加劇了這一傾向。當國民黨方面試圖在政治上與中共展開競爭時，這些都成為中共可被突破的軟肋。和國民黨政權一樣，作為革命中的被打擊對象，赤白對立也符合著豪紳地主的利益，因此，他們比國民黨政權更積極地制造著赤白對立：“龍港的豪紳（非赤色區域）利用宗法社會關系，鼓動一些盲目群眾，準備向當地同志進攻。”[166]

當國民黨政權和豪紳地主在赤白對立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時，他們最常動用的資源是宗族關系。主要由地主構成的士紳階層在農村社會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由於他們在鄉村中擁有的財富、文化、社會資源，通常成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蘇維埃革命展開後，為對抗中共革命的影響，國民黨政權和地方豪紳充分利用宗族制度並將其與地方觀念結合，發揮出相當的作用。福建漳州報告：“這裏姓楊的農民，我們沒有工作，在士紳地主領導之下幫助反軍進攻我們，這是給我們火線上一個很大的打擊。”[167]國民黨方面通過宗族和地方觀念的號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紳力量較強地區，形成制造赤白對立對抗中共的有力力量。江西興國、於都、寧都、永豐四縣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區民性“在歷史上有名的蠻悍，從來不納稅，不完糧，不怕官兵”，蘇區建立後，他們“受土豪劣紳的欺騙，中氏族主義的毒很深。那些豪紳地主團結本姓窮人的口號是‘寧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這種口號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所有的群眾都被豪紳地主抓在手中”。[168]對此，何應欽曾報告，該地“民情最為強悍，反赤三年，赤匪受損甚大，視為贛南赤區最大障礙。卒因種種詭謀軟化各區，仍不敢用高壓手段，而賴村圩、汾坑圩、馬鞍石等處至今尚守寨不屈。即被擊破之村圩，多數民眾仍持懷報復之心，是以我軍一到，良民大半歸來，熱烈歡迎”。[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