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財政緊張下的民眾負擔（第3/4頁）

沉重的負擔加劇了蘇區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贛東北蘇區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收入總數不過75000元，但每月支出達7萬～8萬元；1931年總虧空大洋66511元、金子1205兩，[180]嚴重入不敷出。緊鄰中央蘇區的湘贛蘇區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底一年的收支賬是：大宗收入包括土地稅58740元，造幣廠盈利50207元，金礦局盈利2426元，營業稅20707元，紙業合作社798元，罰沒款2855元，豪款10768元，雜收786元，富農捐款5977元，各縣繳款7688元，加上其他收入總計161939元。支出包括行政費22227元，幫助各縣經費2856元，軍費191783元，司法費268元，保衛費13112元，教育費275元，津貼費29249元，國營支出845元，臨時費357元，加上其他支出共252612元。[181]收支相抵，赤字達9萬余元。中央蘇區由於機構龐大，軍力較強，費用消耗更大。曾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部長的楊嶽彬在投降國民黨後談到1933年度中央蘇區的經費使用情況：“截至去年十二月止，每月軍事用費（包括匪軍夥食及購買藥材等）達四十萬元以上，各級偽政府經費約十余萬元。”[182]楊還沒有提到各級黨組織的費用。以此推算，1933年蘇區維持運轉的費用達600萬元以上。與此同時，收入狀況卻不容樂觀，早在1930年閩西就出現虧空，該年4～10月收入142000余元，支出182000余元，入不敷出4萬元。[183]1932年中央蘇區征收的土地稅在73.4萬元以上。1933年土地稅為糧食征收，計22.5萬擔，按照政府指定糧價5元計算，換算成現金是112.5萬元。即使按照市場價格翻番計算，也只有200多萬元。維持蘇區運轉主要必須依靠打土豪及其他非常規收入，同時發行公債彌補虧空。

在中央蘇區遭遇財政困難時，蘇俄方面曾力圖提供支持。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和蘇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看一看1928年共產國際的有關電文，就可以對這一點有清楚的了解。下面是1928年蘇俄援助東亞各國的資金清單：

撥給中國共產黨第二季度（4月、5月和6月）每月12820美元。

撥給日本人共產黨每月1025美元。

可以撥給朝鮮人每月256美元作為日常開支。

撥給中國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7692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

撥給日本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512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

撥給朝鮮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460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184]

蘇俄給中共黨人的援助要遠遠高於日本和朝鮮，這當然是由於中國革命運動開展的程度所決定的，中國是蘇俄在東方推動革命的主要期待。在中國革命遭遇困難時，為支持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蘇俄更是殫精竭慮。1933年10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上海中央局，詢問：“請弄清楚並盡快告知，能否購買幾架飛機，特別是殲擊機。有否希望委托可靠的飛行員把這些飛機從空中提供給蘇區？”同時要求上海中央局盡力為中央蘇區購買藥品和防毒面具，強調：“為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可以撥出專項經費。”[185]10月底，由於中共方面與十九路軍接觸，十九路軍答應居間為中共購買武器彈藥，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致電國際方面，告其“緊急寄出5萬元，有購買彈藥的可能性”；隨後又告以：“購買藥品，先急需3萬元。”[186]

蘇俄和共產國際資助中共的經費，從共產國際代表報告中可見一斑。1933年8、9月份，國際駐華代表埃韋特經手轉交中共的經費包括：24.56萬法郎、6.16萬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蘭盾。[187]這應該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目。1933年11月，埃韋特報告其收到的一筆款項甚至達到“300萬墨西哥元”。[188]由於此前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常常向國際叫窮，並聲稱：“你們寄來的款項，很大比例被我們花掉了。”國際方面也得到消息：“由於無法轉給蘇區，斯拉文（李竹聲——引注）那裏存了很多錢。在上海，錢轉來轉去保存。”[189]共產國際希望好鋼用在刀刃上，督促上海方面盡力利用錢款為中央蘇區提供幫助。1934年5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

通過您收到了來自江西中央關於購買藥品、食鹽和用於生產子彈的原料的電報。您給他們轉寄了我們寄去的用於采購的所有款項嗎？如果沒有，請馬上告知還有多少錢。每月您能無特別風險地給中央轉寄出多少。為了利用采購和向江西提供物資的機會，需要在南方，可能的話在澳門設點，並從那裏經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聯系路線……應該成立一個公司，從事販賣四川鴉片生意和從四川向江西盜賣白銀。這樣我們就可以為購買江西紅軍所必需的東西提供極重要的資金援助。[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