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財政緊張下的民眾負擔（第2/4頁）

客觀而言，對於局限固有地區的中央蘇區而言，要維持政權的運轉和保衛蘇區，財政壓力不斷加重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結局，解決這一問題，很難有其他的疏浚渠道，只有依賴群眾的幫助，而這必然會加重群眾的負擔，並反映到群眾的情緒中。雖然大部分群眾表現出全力支持中共的熱情，但現實的困難仍然使很多人有心無力。1933年中央蘇區的財稅收入狀況就不理想，江西省蘇1934年3月的決議中談道：“去年稅收及各種財政收入不能達到如中央財政計劃所規定，是革命中重大的損失。”[166]安遠縣龍布區蘇的會議記錄顯示，這裏的土地稅征收遇到困難。1933年3月，該區就要求各鄉應把上一年的各種稅收在當月23日前收清，但這一要求顯然沒有實現。4月20日的區蘇會議又規定“土地稅按期本月底完全收清”。從6月10日該區會議記錄看，這一規定仍然沒有完成，因為會上再次要求“去年土地稅和二期公債票限五天內一律收清算明”。[167]蘇區中心地區的瑞金沿江區群眾也對繳稅抵觸，抱怨“舊年繳都不要這樣重”，“四鄉的黨團和代表都帶群眾到區委區蘇要求減少”。[168]

戰爭緊張是造成蘇區財政困難的最直接原因，同時，就贛南、閩西這樣一個狹小且資源有限地區而言，承擔起擁有十多萬軍隊及龐大機關人員的國家機器，實在也是勉為其難。蘇維埃組織嚴密，對基層的控制力達到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此同時，各級機關十分龐大，對資源的消耗巨大。1931年1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條例》規定，每鄉蘇維埃政府脫產人員3人，城市（縣蘇所在地）蘇維埃19人，區蘇維埃19人，縣蘇維埃25人，省蘇維埃90人，但在實際執行中，一般都會突破此一標準。江西省蘇1934年3月公布的各級財政部門人員組成是：省財政部24人，縣財政部13～16人，區財政部6～8人，僅縣一級財政部門人數就達到規定的縣蘇總人數一半以上。而且，江西省財政部門還設立了11個關稅征收點，每個點都有工作人員9人，檢查隊一班8～24人。[169]總計起來，財政部門的編制數遠遠高於臨時中央政府規定的統一標準，而其實際人數又要突破編制數，當時在財政部門工作的幹部回憶：“1933年，我調縣財政部當副部長，縣財政部有三十多個人，有正副部長、文書，還有會計科（會計七、八個人），稅務科（七、八個人），國產管理科（二人），還有夥夫等。”[170]縣財政部門實際人數已高於整個縣蘇的規定編制。

財政部門只是整個龐大機構的一個縮影。1933年10月，瑞金縣蘇維埃工作人員達到302人，遠遠超過編制規定的25人。區蘇維埃一般達到40～60人，以瑞金18區計算，取其平均值即可達900人。加上鄉蘇維埃人員，瑞金政府工作人員總數應在1500人以上。[171]瑞金人口20余萬，約相當於蘇區總人口的1/14，以此推算，蘇區縣級及其以下政府機關人員可達6萬人。加上其他各級機關，幹部數量應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1934年3月《紅色中華》曾刊文號召展開節省運動，其中說道：“政府工作人員每人每日照規定食米量節省二兩，以八萬人計，每月可節省谷子四千五百石。”[172]這裏提到的8萬人，應是蘇區中央對幹部數量的概略估計，有相當的可信性。

蘇維埃群眾組織眾多，一些群眾組織也有固定編制。如江西省工聯會和雇工會固定編制有15人，每月經費165元。[173]湘鄂贛省蘇、省委各機關總人數甚至高達3300余人。[174]所以，當時這樣的情況並非個別：安遠縣天心區第四鄉“全鄉的少先隊、兒童團以及什麽婦女隊等等共四十多人在政府吃飯，弄得該政府忙個不開的辦飯主義”。[175]同時，各級機關還有一些具體辦事人員，如鄉級可設夥夫、交通，區、縣更多，這些人的津貼並不低於負責人員。雖然總體看，各級機關人員只給不多的津貼，但由於基數龐大，仍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除機關人員外，紅軍、遊擊隊和一般工作人員也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永豐只有十萬蘇區人口，其脫離生產的地方部隊（包括獨立團、遊擊隊、模範團、縣警衛連）就達933人。[176]

龐大的工作人員隊伍，使脫產人員比例空前提高。根據毛澤東對長岡鄉、才溪鄉的調查，長岡鄉全鄉1785人，調縣以上工作人員34人，如果加上區、鄉工作人員，幹部人數超過人口比例的2%。出外工作人員一共有94人，參加紅軍和遊擊隊者226人，總計出外320人，占人口總數的17.9%。才溪鄉全鄉4928人，調外工作的186人，加上參加紅軍者共1040人，占人口總數的21.2%。[177]這樣的比例不僅出現在這兩個先進區，其他區也大體和其相當。上杭通賢區通賢鄉實有勞動力為41人，出外工作人員達到62人，參加紅軍、做長期夫子和赤少隊、模範營者103人，後兩者遠遠多於留在農村的勞動力。[178]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蘇區脫產、半脫產人員總數達到三四十萬人，平均每8個人就要負擔一個脫產、半脫產人員，民眾的負擔對象大大增加。張聞天曾經談道：“常常有這樣的同志說，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農民是不能不犧牲一點的。”[179]雖然他批評了上述說法，但這種說法相當程度反映著當時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