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紅軍的正規化建設和防禦原則（第3/6頁）

彭德懷的意見，可以從當時紅軍前線指揮員的親身感受中得到印證。陳伯鈞日記記載，在廣昌南作戰中，軍委“判斷敵人要南進，必須先攻占雞公腦（這是照軍委發下之地圖），所以部署重新變更……這一部署主要是側重雞公腦，但實地的雞公腦與地圖上不合……給軍團首長一報告，估計敵人不會繞攻雞公腦，但軍委因按錯誤的地形圖指導作戰，所以有此決心”。[103]這些，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紅軍戰鬥力的發揮。

不過，正是彭德懷，在高虎腦戰鬥後曾提出過另外一種想法，給我們理解那次戰爭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思路。他談道：

敵人戰術因其不願意脫離堡壘之故，（一）不願意行較大的翼側機動而只以縱深梯列的向正面迅速強攻，因其從我側翼迂回又必須先向翼側築壘，這樣不唯消耗兵力，而且消耗時間，對於我們終是有利的；（二）不願遠離堡壘施行追擊，即戰場追擊亦很少，只要奪取了某個目標後，立即築壘修路，這樣使每進攻一次須得停頓三天、五天，有時半月，因為如此便給了我們在縱深地帶上有新的築陣地的可能，這次戰鬥敵人攻占不到三個啟羅米達的水平距離，共費三天的時間（二次躍進與兩天劇戰），炮彈約二千發，投彈三百枚，小槍小彈總數十倍於我，死傷兵員約三千，只團長一級的上級軍官就有五個，但我們仍在他的前面構築了新的陣地，假如我們在幾百裏距離的赤色版圖上，一開始就使敵人遭受這樣的抵抗，而給敵人消耗量當是不可計算的，要記著廣昌戰鬥我們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數倍於敵的。

守備部隊向來是我們用較脆弱的兵團來擔任的，而精幹的兵團都用於突擊的方向，因此將樂、泰寧的失守，東華山的失守，廣昌及廣昌以北地區諸要點的失守，大寨腦的失守，都使我們突擊未成而支點已失，結果突擊計劃形成泡影，有時可能遭受意外的打擊（如東華山）……但太陽嶂、馬鞍寨、高虎腦，因為守備隊是從基幹兵團內發出來的，雖然兵力是不很多，然而都充分顯示了他的堅強防禦，所以在扼守某些決定勝負的地段，分配兵力的任務關系上，應該得到教訓，高腳嶺與高虎腦也是這個戰鬥中的具體例子。[104]

客觀地看，彭德懷的這一意見並不是毫無道理，當然，如果真按這樣一種思路去進行反“圍剿”戰爭，也未必會有好的結果，它只是再一次提醒我們，歷史是如此復雜，在歷史的此和彼之間，也許還有著更多的曲徑幽道。

[1] 《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275～276頁。

[2] 《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第六號報告（1933年7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档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459頁。

[3] 博古：《為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與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秦邦憲（博古）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第216頁。

[4]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農勞苦民眾宣言（1933年9月6日）》，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4冊，日本蒼蒼社，1983年第2版，第27頁。

[5] 《中共廈門中心市委給漳屬遊擊隊信（1932年3月）》，《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9冊，第132頁。

[6]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密令（密字第一號）（1933年8月28日）》。

[7] 周恩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中中央紅軍的緊急任務》，《鬥爭》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8] 項英：《對閩浙贛工作的指示（1933年8月26日）》，《項英軍事文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第126頁。

[9] 《中共中央給閩浙贛省委信（1934年10月4日）》，《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第653～654頁。

[10]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3月19～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档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353頁。

[11] 米夫：《中國革命危機的新階段》，原載《共產國際》1933年4月號，蘇區中央局《鬥爭》第23期轉載，1933年8月22日。

[1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9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档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509頁。

[1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2月1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档案資料叢書》第14冊，第79頁。

[14]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第63頁。

[15] 張聞天：《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鬥爭》第71期，1934年9月7日。